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这张卡里有1000万欧元，拿着它，离开这里。”她苍老的声音像冬日结冰的湖面，没有一丝波澜。
我僵在床上，屈辱与荒诞感将我淹没。“为什么？”我嘶哑地问，“你费尽心机把我带到德国，就是为了羞辱我吗？”
她惨然一笑，目光越过我，望向无尽的黑暗：“因为看到你，就仿佛看到了他还活着……而我，不想再欠他任何东西了。”
01
2003年的北京，夏天像一头喘着粗气的巨兽，将热浪喷吐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我叫陈宇，二十五岁，蜗居在鼓楼附近一间没有空调的平房里。
空气中永远弥漫着三种味道：隔壁炒菜的油烟味，旧木家具的霉味，以及我那把廉价大提琴上松香的清苦味。
我的人生，就像这间屋子，昏暗、逼仄，唯一的亮光，来自窗外那片被电线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以及我怀里那把伤痕累累的大提琴。
我毕业于国内顶尖的音乐学院，曾是那一届最有天赋的学生。
我的恩师李教授曾抚摸着我的头说：“小宇，你的手里住着一个高贵的灵魂。别让它被现实的泥沼困住，去德国，去柏林，去汉堡，去那里，让全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德国，那是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魂归的圣殿，是每一个古典音乐学子梦中的应许之地。
圣殿的门槛，是用厚厚的欧元和一纸严苛的签证砌成的。对我而言，它比天堂更遥远。
李教授在我毕业前夕因病去世了。
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因故未能踏上德意志的土地。
他的遗愿，像一根刺，深深扎进我的心里。
去德国，不再仅仅是我的梦想，更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使命。
可是，现实是一面冰冷的墙。
我空有一身技艺，却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商业庆典上为三流歌手伴奏，或者在琴行里教那些对音准毫无概念的孩子们拉《小星星》。
我赚来的钱，除了糊口，连换一套好点的琴弦都捉襟见肘，更遑论那天文数字般的留学费用。
绝望，是一种缓慢的腐蚀。
它从你的脚踝开始，一点点向上蔓延，直到淹没你的心脏。
就在我即将被这潭死水彻底吞噬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隐秘的出国论坛上，看到了一个名为“金色桥梁”的跨国婚介机构。
它的广告语简单而粗暴：为你的人生，搭建一条通往欧洲的捷径。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进去。
那感觉，就像浮士德在书斋里第一次听到了魔鬼梅菲斯特的低语。
我明白这是在出卖灵魂，但当灵魂本身已经快要饿死的时候，尊严就成了一种奢侈的陪葬品。
经过一系列昂贵得让我咋舌的咨询和评估后，机构给我匹配了一位“完美”的目标：埃莉诺拉·瓦格纳（Eleonora Wagner），70岁，德国公民，已故著名音乐赞助人克劳斯·瓦格纳（Klaus Wagner）的遗孀。
资料上说，她晚年孤寂，热爱艺术，希望寻找一位有音乐才华的年轻人为伴，并愿意为其提供德国永久居留权的担保。
照片上的埃莉诺拉，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剪裁得体的套裙，虽然年迈，但眼神中透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威严。
我们的“面试”通过几次画质不佳的视频通话进行。
摄像头的那一端，是巴伐利亚郊外一座城堡般的庄园，而我这一端，是我那间杂乱无章的出租屋。
为了掩饰窘迫，我特意在身后挂了一块租来的黑色天鹅绒幕布。
我为她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拉完一曲，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评价。
“你的技巧很好，”她通过翻译说道，声音冷静得像解剖刀，“但是你的弓法，太急切，充满了……欲望。这不像学院派的风格。”
我心中一凛，她竟一语道破了我急于求成的野心。
接着，她问了一个让我始料未及的问题：“你的老师是谁？”
“是李崇德教授。”我恭敬地回答。
听到这个名字，视频那头的埃莉诺拉明显地停顿了一下，她那双深邃的眼睛里，似乎有什么情绪翻涌了一下，但快得让我无法捕捉。
“李崇德……”她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用德语和翻译说了几句。
翻译转向我：“瓦格纳夫人问，李教授的演奏风格，是否也像你这样，充满了……攻击性？”
我愣住了。
李教授的风格明明以沉稳、内敛著称。
我不知道她为何会这么问，只当是文化差异或翻译偏差，便含糊地回答说，我的风格更多是个人理解。
这次奇怪的“面试”后，我居然通过了。
当那张以结婚为目的的赴德签证贴在我的护照上时，我没有一丝喜悦。
我站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看着窗外起降的飞机，感觉自己像一件贴好了标签和价格的货物，即将被运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陈宇，这只是一场为期三年的表演。拿到绿卡，你就能赎回你的自由，你的艺术，你的人生。为了李教授的遗愿，为了你自己的梦想，这一切都值得。
飞机在轰鸣中升空，将北京的万家灯火甩在身后。
我闭上眼，感觉自己正在急速下坠，坠入一个用金钱和欲望构筑的、深不见底的深渊。
慕尼黑的空气，清冽得像冰镇过的薄荷酒，吸入肺里，带着一股干净而陌生的味道。
来接我的是一位名叫弗兰克的老管家，他穿着一丝不苟的燕尾服，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埃莉诺拉本人没有出现。
车子穿过城市，驶入巴伐利亚广袤的森林。
最终，在一扇巨大的铁艺雕花门前停下。
门后，是一座真正的城堡式庄园，灰色的石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尖顶的塔楼直指阴沉的天空。
这里的一切，都像是中世纪童话里的场景，美丽，却也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
我被弗兰克引进了庄园。
门厅高得吓人，穹顶上绘着天使与圣徒的壁画。
走廊两侧挂满了各个时期的艺术品，从古典主义的油画到现代主义的雕塑，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空气里弥漫着旧书、木头和一种名贵香薰混合的味道。
我在这座宛如博物馆的房子里，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格格不入的廉价气息。
我在书房里正式见到了埃莉诺拉。
她正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后，戴着金丝眼镜，翻阅着一本厚厚的乐谱。
她比视频里看起来更加瘦削，皮肤像上好的羊皮纸，薄而布满细纹。
她抬起头，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透过镜片审视着我，锐利得仿佛能穿透我的伪装，看到我内心最深处的卑微与不堪。
“旅途顺利吗，陈先生？”她用德语说道，弗兰克在一旁低声翻译。
“很顺利，夫人。”我拘谨地回答。
“很好。婚礼安排在后天上午的市政厅。一切从简。”她说完，便低下头继续看她的乐谱，仿佛我们的对话已经结束。
没有嘘寒问暖，没有客套寒暄，就像在宣布一项日程安排。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接下来的两天，我像个幽灵一样在这座巨大的庄园里游荡。
埃莉诺拉几乎不与我交流，我们唯一的接触，就是在长得望不到头的餐桌两端，沉默地吃着由厨师精心烹制的、我却食不知味的晚餐。
婚礼如她所说，在市政厅一个不起眼的小厅里举行。
没有宾客，没有鲜花，没有祝福，只有一位公证人和两位面无表情的见证人——律师施密特博士和管家弗兰克。
当公证人宣布我们结为夫妻时，我机械地在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看着身边这位名义上的妻子，她穿着一身深紫色的套裙，脸上没有任何新婚的喜悦，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疲惫和忧郁。
我们交换戒指时，她的指尖冰冷得像一块大理石。
02
这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我卖掉的，不仅仅是三年的青春，还有我的姓氏、我的尊严，以及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全部意义。
新婚之夜。
晚宴的气氛比以往更加压抑。
长长的餐桌上，烛光摇曳，映着埃莉诺拉那张轮廓分明却毫无血色的脸。
我们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沉默像实体一样沉重。
为了逃避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让我无法想象的“义务”，我故意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桌上的红酒。
那酒昂贵而醇厚，我却喝出了苦涩的味道。
我需要酒精来麻痹自己，需要一场醉意来作为我最后的盾牌。
“我有些醉了，想先回房休息。”我终于找了个借口，站起身，脚步故意有些踉跄。
埃莉诺拉没有看我，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继续优雅地切割着盘子里的食物。
管家弗兰克将我引向主卧。
那是一个比我在北京的整个家还要大的房间，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天花板上垂下巨大的水晶吊灯，正中是一张足以躺下四个人的四柱大床，床幔是深红色的天鹅绒，华丽得令人窒息。
我的心跳得像一面被疯狂敲击的鼓。
屈辱、恶心、恐慌……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我撕裂。
我脱掉外套，和衣躺倒在床沿，用尽全身力气，将自己蜷缩起来，背对着房门，假装已经沉沉睡去。
我屏住呼吸，睫毛在黑暗中微微颤抖，用尽全部的感官去捕捉门外的动静。
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听到了那声轻微的、几乎无法察觉的门锁转动的声音。
门被推开了。
一阵缓慢而平稳的脚步声传来，带着高级丝绸睡袍摩擦的沙沙声。
那脚步声没有走向床边，而是停在了房间中央的沙发区域。
我感觉一束目光落在了我的背上，像外科手术的无影灯，冰冷、锐利，仿佛要将我的五脏六腑都照得一清二楚。
我紧张得肌肉僵硬，连呼吸都几乎停滞，只能继续扮演着一个烂醉如泥的“丈夫”。
房间里静得可怕，我能听到血液在耳中奔流的轰鸣声。
许久，一个苍老但异常清晰冷静的声音，用带着德语口音的英语响了起来，像一把冰锥，瞬间刺穿了我所有的伪装：
“别装了，我知道你没睡着。”
我的身体猛地一僵。
埃莉诺拉的声音没有任何波澜，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她无关的事实：“你演得很辛苦，我也看得有点累了。”
她停顿了一下，然后扔出了一个足以将我彻底击溃的重磅炸弹。
“这张卡里有1000万欧元，是我个人银行的资产证明和即时转让授权书。”
我僵硬地、一点一点地转过身。
埃莉诺拉正端坐在沙发上，睡袍外面披着一件羊绒披肩。
她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棕色的皮夹和一份文件。
她的眼神里没有嘲讽，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一种看透了一切的、巨大的疲惫。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她继续说道，“无非就是一个身份，一个留在德国的机会，一笔能让你实现梦想的钱。这些，我都可以给你，甚至比你期望的更多。”
她将那份文件向我推了推。
“拿着它，明天就离开这里。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我会让律师处理好一切，就当我们从未见过。”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法掩饰的颤抖，仿佛说出这些话，也耗尽了她全部的力气。
“你自由了。”
自由？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我的心上。
我梦寐以求的“自由”，竟是以这样一种被施舍、被驱逐的方式到来。
那1000万欧元，像一座金光闪闪的坟墓，足以埋葬我的梦想，也足以埋葬我仅剩的尊严。
如果我拿了这笔钱，我就等于向全世界承认，我陈宇，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个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软骨头。
我将永远无法在音乐的世界里抬起头，我的琴声里将永远带着金钱的铜臭味。
一股巨大的羞辱感和被愚弄的愤怒，像火山一样从我的胸腔里喷发出来。
酒精带来的晕眩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清醒。
我从床上坐起来，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一步步向她走去。
这是我第一次，敢于这样直视她的眼睛。
“为什么？”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嘶哑不堪，“你费尽心机把我从中国带到这里，举行了这场可笑的婚礼，就是为了在今晚，用钱把我像垃圾一样打发走吗？你是在享受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游戏吗？”
我的质问，像一块石头，砸碎了她脸上那层冰冷的假面。
当她看清我那张因愤怒而涨红的脸，看清我那双因为不甘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以及我那双因为常年练琴而指节粗大、布满老茧的双手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
她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幻影，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她捂住胸口，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灰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和痛苦。
“太像了……”她用德语喃喃自语，声音破碎而绝望，“那双眼睛……那份不惜一切的野心……简直一模一样……”
“像谁？！”我追问道，我感觉自己正触及一个巨大的秘密核心。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痛苦地摇着头，呼吸越来越微弱。
“克劳斯……我对不起你……我无法原谅……那份才华背后的……阴影……”
她的话语变得语无伦次，下一秒，她的身体一软，整个人从沙发上滑落，倒在了地毯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所有的愤怒和质问瞬间被惊恐所取代。
我冲上前，扶起她瘫软的身体，她的额头冰冷，嘴唇已经开始发紫。
“埃莉诺拉！埃莉诺拉！”我惊慌地喊着她的名字，用力拍打她的脸颊。
没有任何反应。
我颤抖着手，抓起房间里的电话，用我蹩脚的英语和德语单词，语无伦次地向管家求救，让他立刻叫救护车。
整个庄园在深夜里骚动起来。
弗兰克和几个仆人冲了进来，看到眼前的一幕都惊呆了。
很快，刺耳的救护车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巴伐利亚郊外宁静的夜空。
我跟着救护车，一路风驰电掣地赶往慕尼黑最好的私立医院。
车厢里，急救医生在对埃莉诺拉进行各种抢救措施，而我，像一个局外人，蜷缩在角落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医院的走廊灯光惨白得像太平间，将人的影子拉得细长而诡异。
埃莉诺拉被直接推进了急救室，那扇厚重的门在我面前“砰”地一声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还下意识地攥着那份冰冷的银行文件，纸张的边缘已经被我的汗水浸湿。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我抬起头，看到一个穿着深色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人快步走来。
是埃莉诺拉的法律顾问，在婚礼上见过的施密特博士。
他显然是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匆匆赶来的。
03
“陈先生，”他坐到我身边，神情异常严肃，“瓦格纳夫人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我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她还是冒了这个险。”施密特博士长长地叹了口气，眼神复杂地看着我，“看到你，对她来说就像是亲手揭开一道从未愈合的伤疤。”
我猛地抬头，抓住了他话里的关键词：“伤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为什么看到我就像见了鬼一样？还有，她一直问我恩师李教授的事情！”
“李教授……”施密特博士的眼神变得更加复杂，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原来您是他的学生。这就解释了一切。夫人一生的心结，都源于她的丈夫克劳斯先生，和您的老师李教授之间的一段往事。”
“什么往事？”我的心脏狂跳起来。
“一个关于背叛和愧疚的故事。而所有的证据，都藏在一张照片里。”施密特博士说，“那张照片，夫人一直戴在身上，从不示人。”
就在这时，急救室的门开了。
一名医生一脸疲惫地走出来，告知我们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情况依然很糟糕，心脏受到了严重刺激，需要立刻转入重症监护室密切观察。
我被允许进去探望片刻。
病房里充满了消毒水的味道。
埃莉诺拉躺在病床上，被各种仪器包围着，虚弱得仿佛随时会融化在这片白色之中。
她看到我，费力地睁开了眼睛。
“我不是……针对你……”她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浑浊的眼角滑下一滴泪水，“我只是……无法原谅……那份才华背后的……阴影……”
“您别说话了，好好休息。”我俯下身，轻声说。
“不……你必须知道……”她急促地喘息着，用尽全身的力气，从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古旧的银质盒式项链里，取出了一张被折叠得极小的、已经泛黄的照片。
“真相……关于那场比赛……关于你的老师……”
她颤抖着将照片递向我，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它的那一瞬间，她的手突然无力地垂落。
“嘀——嘀——嘀——！”
监护仪上平稳的波浪线瞬间变成了剧烈的起伏，随即发出了尖锐刺耳的、代表心搏骤停的警报声！
“夫人！”旁边的护士惊呼着冲上前。
“医生！快！”
医生和护士们立刻开始新一轮的抢救，将我粗暴地推到了一边。
我的世界天旋地转，那尖锐的警报声像一把电钻，钻进我的大脑。
我无力地跪倒在地，脑中一片空白。
就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混乱中，律师施密特博士突然用德语对抢救的医生说了一句：“请等一下！”
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惊讶地看向他。
他快步走到我面前，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用火漆封得严严实实的旧信封，递到我面前：“克劳斯先生生前交给我保管。他嘱咐，如果有一天，埃莉诺拉因为李教授的旧事而再次濒临崩溃，就把这个交给‘李的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