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突然补刀，访华回去的李在明，跟随中国铁拳，或重启去日本化

大家好，我是标叔。

2026年开年，中国一纸1243项军民两用物项管制清单，精准锁死日本半导体、军工的原料命脉，让其高端制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而刚从中国满载千亿订单归来的韩国总统李在明，转身就挥下“手术刀”，火速推进对日本关键材料的替代计划。

这场“中国掐源头+韩国切下游”的双重绞杀，日本制造业能否破局？高市早苗的首相宝座还能坐多久？

访华归国即行动

在中国对日本相关物项出口做出限制调整后，韩国很快启动了供应链应对动作。

这一系列操作的主导者，正是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韩国总统李在明。

结束北京之行的李在明回到首尔后，未作过多休整，第一时间召集了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韩国半导体与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召开了一场闭门工作会议。

这场会议没有多余的议程铺垫，核心议题直指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政策调整后，韩国产业链可能面临哪些潜在风险？

韩国产业研究机构迅速给出了明确的风险评估数据：在半导体制造领域，韩国对日本相关材料的依赖度居高不下。

用于芯片蚀刻的氟化氢，43.9%的供应来自日本；制造柔性屏的关键材料氟聚酰亚胺，更是有93.7%依赖日本进口；而汽车产业所需的精密轴承、高端传感器等零部件，也有相当大比例来自日本供应商。

但深层隐患在于，日本生产这些高端材料和零部件所需的上游基础原料，比如稀土等关键资源，58%的进口来源是中国。

如今中国调整出口政策，日本的原料供应稳定性受到影响，进而导致韩国的供应链安全出现连锁风险。

对韩国企业而言，若继续过度依赖日本供应商，相当于将产业命脉置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

闭门会议结束后的24小时内，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正式启动了专项排查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全面梳理受此次贸易政策调整影响的日本供应商清单，对所有可替代的供应渠道进行评估，明确“能替代即替代、能多元即多元”的原则。

这一举措并非临时起意，而是韩国在产业链安全上的务实调整。

三星电子已开始从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增加部分原材料采购量，同时扩大了对中国供应商的订单规模，仅国内企业多氟多对韩出口的电子级氢氟酸，单月供应量就达到300吨，较此前增长了10倍之多。

李在明的这一系列操作，展现出清晰的务实逻辑。

在访华期间，他并未就中日贸易问题发表针对性言论，但回国后的产业布局却精准指向了风险规避。

对韩国而言，半导体和汽车产业是出口支柱，两大产业的出口额占韩国总出口额的20%以上，一旦供应链中断，将对韩国经济造成重创。

因此，此次供应链调整并非所谓的“选边站”，而是基于国家产业安全的必要避险动作。

历史教训与现实底气

韩国此次加速降低对日供应链依赖，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历史教训的警示，也有现实条件的支撑。

最让韩国产业界记忆犹新的，是2019年遭遇的供应链危机。

当时，因历史遗留问题的分歧，日本对韩国实施了三种半导体关键材料的出口管制，这三种材料分别是氟化氢、氟聚酰亚胺和光刻胶。

彼时，这三种材料的全球市场份额中，日本企业占比高达90%，韩国企业短期内根本无法找到替代来源。

韩国综合股指单日下跌2.2%，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龙头企业股价跌幅超2%，大量中小半导体配套企业股价更是暴跌10%以上。

而日资企业加速撤离韩国市场，日本银行对韩企的放贷规模减少2.78万亿韩元，索尼等企业原定在韩国举办的技术交流活动也被迫取消，给韩国半导体产业造成了实质性冲击。

那次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启动了“技术独立与供应多元化”计划。

政府计划投入5万亿韩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持100种对日依赖度较高的物资实现本土替代或多元供应。

但这一计划在尹锡悦执政期间被放缓，为了调整对日合作姿态、强化区域同盟关系，韩国在产业依赖问题上做出了妥协，不仅放缓了替代计划推进速度，还在部分历史问题上降低了诉求强度。

然而，这种妥协并未换来供应链的稳定，反而让韩国对日本的产业依赖度再次回升，直到此次中国调整出口政策，韩国才意识到自身供应链仍处于脆弱状态。

李在明上台后，迅速扭转了这一政策方向。

他并未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过度纠缠，而是将焦点放在了产业安全的核心诉求上。

此次中国与日本的贸易政策调整，恰好为韩国提供了推进供应多元化的契机，以“供应链安全”为切入点，既避免了直接的外交冲突，又能名正言顺地重启替代计划。

这一务实政策也获得了韩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最新民调数据显示，李在明的支持率已升至56.8%，较前一周上涨2.7个百分点。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年的积累，韩国已经具备了降低对日依赖的“替代底气”。

在2019年危机后，韩国本土企业在部分关键材料领域取得突破，比如韩华化学在氟化氢领域的产能逐步提升，已经能满足国内部分需求；同时，韩国积极拓展海外供应渠道，与中国、比利时、中国台湾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为了培育本土光刻胶产业，三星电子甚至将自身使用过的ASML光刻机捐赠给政府下属的研发实验室，用于本土光刻胶的测试与验证，加速技术成熟。

这些前期准备，让此次供应链调整具备了落地执行的基础，而非停留在政策口号层面。

双重压力下的日本

韩国的供应链调整，让本就面临外部压力的日本陷入了更复杂的局面。

上游原料供应受限，下游市场需求调整，双重压力不仅冲击着日本的产业经济，也给高市早苗政府带来了严峻的执政挑战。

从上游供应来看，日本长期依赖中国的关键原料进口。

以稀土为例，尽管日本多年前就启动了“稀土供应多元化”计划，先后与印度、蒙古达成合作意向，还向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进行了大额投资，但截至目前，日本每年仍需从中国进口1.16万吨稀土，占其总需求的58%。

这一依赖并非短期能够改变，稀土开采与提炼需要成熟的产业链支撑，替代国家的产能释放、技术升级都需要时间，而日本自身的稀土回收技术目前只能满足部分需求，远不能覆盖产业缺口。

中国调整出口政策后，日立、丰田、日产等依赖稀土生产发动机、新能源汽车电池的企业，已经出现了原料库存预警，部分生产线面临减产风险。

下游市场方面，韩国的调整对日本相关企业的冲击更为直接。

日本半导体材料企业的核心海外市场之一就是韩国，仅半导体材料对韩出口额峰值时就达到22.89亿美元，占部分日本企业出口总额的30%以上。

如今韩国企业加速寻找替代供应商，日本企业的订单量已出现明显下滑。

更关键的是，供应链替代具有“不可逆性”。

企业更换供应商需要经过产品测试、质量验证、产能匹配等多个环节，投入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较高，一旦完成替代，很少会重新选择原有供应商。

对于日本企业而言，失去韩国这个稳定市场后，短期内很难找到同等规模的替代需求方，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营收和利润。

如果日本企业因供应链问题出现大规模亏损，不仅会导致政治支持资源缩水，还可能引发党内派系调整，高市早苗的执政地位将面临严峻挑战。

需要明确的是，韩国的供应链调整本质上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务实选择，并非所谓的“针对性动作”。

而中国在贸易政策调整中，始终坚持基于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原则，并未寻求他国“站队”。

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若继续坚持原有外交与贸易取向，忽视产业链安全的现实需求，可能导致更多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进而影响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

这场区域产业链的重构，不仅关乎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利益，也将对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