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第3天，李克农密电陈毅：不惜一切代价找到李静安！

桌子拍得震天响，茶杯盖子都跳了起来。

这事儿发生在1949年5月27号，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陈毅，这位新上任的市长，头一回在自己办公室里发这么大的火。

他不是冲着哪个打了败仗的国民党将军，也不是因为接收工作出了岔子，而是为了一封电报，一封从北京发来的，署名李克农的加急电报。

电报上的字，陈毅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内容简单得吓人：“务必寻李静安，不惜代价！”

李克农是谁？

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大掌柜”，一辈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主儿。

能让他用上“务必”和“不惜代价”这八个字，后面还跟着三个扎眼的感叹号，这个叫“李静安”的人，分量可想而知。

“给我查！”

陈毅吼声传出了办公室，“把公安局、警备司令部的人都给我叫来！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把上海掘地三尺，也得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命令下去，整个上海的军管系统都动了起来。

然而，所有人都一头雾水，“李静安”是谁？

户籍档案里查无此人，投诚的国民党特务也说没听过这号人物。

就在大家大海捞针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让中央如此牵挂的人，他的故事，早在十二年前，就已经和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这个“李静安”，只是他的一个代号，他本名叫李白。

1937年，日本人打进上海，繁华的十里洋场成了“孤岛”。

李白，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湖南人，带着一部比火柴盒大不了多少的微型电台，逆着逃难的人流，一头扎进了这座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在这里，架起一部能直接和延安通上话的“天线”。

那会儿在上海搞地下电台，跟在阎王爷鼻子底下点灯笼没啥区别。

日本人的特高课、汪伪的76号，还有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几拨人马都跟疯狗一样，满大街地嗅着可疑的电波信号。

他们有当时最先进的“移动侦测车”，开到哪片区域，车上的指针一跳，就说明附近有电台。

更绝的是一种笨办法，叫“分区拉闸”。

特务们会把一个区划分成几十个小块，一块一块地拉闸断电。

只要电闸一拉，电波信号跟着消失，那电台八成就在这块区域里。

李白带来的那台5瓦的小机器，信号弱得连隔壁几条街都费劲，更别提穿透大半个中国跟延...安联系了。

这点功率，日本人那套设备根本侦测不到，但也意味着，他发出的声音，延安那边也听不见。

这难不倒李白，他可是瑞金红军通信学校出来的科班高材生，长征路上就是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

他白天扮成个倒腾旧货的商人，在福煦路的旧货市场里转悠，专收那些破收音机、旧电子管。

晚上回到亭子间，就把这些破烂玩意儿拆开，重新组装。

没过多久，几台外表看跟普通收音机一模一样，功率却高达上百瓦的电台，就在他手里变戏法似的诞生了。

夜深人静，当整座城市都睡去时，从上海某个不起眼的阁楼里，一阵阵微弱而坚定的“滴滴答答”声，就朝着西北的黄土高坡飞了过去。

为了躲避追捕，李白把游击战的精髓用到了天上。

他从不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今天在静安寺附近，明天可能就挪到了曹家渡。

他有好几个备用联络点，每次发报时间都极短，发完就拆机走人。

敌人就算侦测到信号，等他们气势汹汹地包围过来，李白早就没影了。

他还琢磨出一招，故意把电台功率调到十几瓦，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延安收到，又能让敌人的侦测设备产生误判，以为是普通的商业电台信号。

一个人战斗太危险，组织上派来一位叫裘慧英的女同志，跟他假扮夫妻。

从此，李白的生活里多了一个贤惠的“妻子”，也多了一个最警觉的“哨兵”。

他在楼上发报，裘慧英就在楼下窗口摆弄针线活。

如果街口出现可疑的黄包车，或者有陌生人在附近徘徊，她晾衣服的竹竿就会不小心“掉”下来，或者咳嗽几声。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细节，都是他们俩之间生死的暗号。

日子久了，革命的同志情谊，也慢慢变成了真正的爱情。

刀尖上跳舞，哪有不湿鞋的。

十二年里，李白一共被捕过三次。

第一次是1942年，日本宪兵队踹开了他的家门。

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这些东西在他身上都用遍了，李白硬是没吭一声。

他咬死自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跟外地朋友通通消息，做点小买卖。

日本人没截获到他的电报内容，拿不到他是“共匪”的铁证，关了一年，只能把他放了。

出狱时，他已经脱了层皮，但眼神里的光，却更亮了。

第二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的特务比日本人更难缠。

李白利用关系，进了国民党机构工作，这让他能接触到更核心的情报。

但也因为活动频繁，被军统盯上了。

这次被捕，他表现得从容不迫，一口咬定自己是帮“上面”的人做事。

特务们查来查去，反而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他当成编外人员用了起来。

李白将计就计，利用这层身份，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一个字不差地发给了西柏坡。

这份情报的价值，后来毛主席评价说，“可抵百万雄兵”。

最后一次，是1948年12月30日的凌晨。

叛徒的出卖，让他的位置彻底暴露。

当国民党特务头子叶丹秋带着人撞开房门时，李白正坐在电台前，向延安发送最后一份情报。

他把妻子和孩子护在身后，镇定地发完最后一个字符，然后从容地开始销毁电报底稿。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只对妻子说了一句：“天快亮了，以后你要多保重。”

在国民党南市警察局的监狱里，李白遭受了长达五个月的非人折磨。

敌人用他妻儿的性命威胁，许诺高官厚禄，他只是冷笑。

他能清楚地听到，城外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通过探监的妻子，给组织带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永别了，同志们”。

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20天，李白和另外十一位同志被秘密押往浦东戚家庙。

在一片荒凉的菜地里，枪声响起，他们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陈毅市长这边，经过多方查证，终于从一位幸存的地下党员口中得知，“李静安”就是李白，并且已经牺牲。

他立刻下令，无论如何要找到烈士的遗骸。

根据裘慧英提供的线索，调查人员在戚家庙的那片菜地里，挖出了十二具戴着镣铐的遗骸。

当人们清理李白的遗骸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的大腿骨被打断，全身骨头多处碎裂，但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却依然保持着按压电键的姿势。

消息传回北京，李克农在办公室里独自坐了一整夜。

一年后，那个亲手杀害李白的特务头子叶丹秋，在苏州被捕。

公审大会上，数万群众高呼，要求严惩凶手。

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