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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遵义会议的三个军团政委,为何只有一人在建国后未获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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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那场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上,三位军团政委坐在会议室里。

他们都在长征路上经历过生死考验,都在关键时刻为毛泽东投下了支持票。

战争年代并肩作战的战友,建国后命运却天差地别。



两位后来成为开国元勋,位列将帅之列,唯独有一个人终其一生只做到了副部长。

这个人就是李卓然

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贡献,为什么他的结局如此不同?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从莫斯科回来的理论家,竟成了毛泽东的亲信

1929年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军阀混战的硝烟。

这一年,一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回到了上海。

李卓然带着满脑子的马列主义理论,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去做宣传工作,没想到组织直接把他安排到了毛泽东身边,担任办公室主任。

这个安排看似平常,实际上给了李卓然一个近距离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他发现这位领导人跟自己在苏联见到的那些教条主义者完全不同。

毛泽东不喜欢照搬苏联那套,总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想办法。

李卓然虽然留过洋,学过理论,心里却对毛泽东这种务实作风特别认同。

那几年里,李卓然干得最多的活儿就是给毛泽东收集情报。

他每天都要翻看各种报纸,把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敌人内部的矛盾、各地的政治局势全都整理出来。

毛泽东看着这些材料,能够准确判断形势,制定出一套又一套的作战方案。



这种默契的配合,让两个人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

到了1931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受到冲击。

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干部,个个拿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批评毛泽东搞"富农路线"。

李卓然这时候没有跟风,反而专程去看望被冷落的毛泽东。

这一趟探望,让毛泽东记住了这个有情有义的年轻人。



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用血肉之躯护送中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李卓然这时候已经是红五军团的政委,跟军团长董振堂搭档。

这个军团有个特殊任务——殿后。

整个长征队伍浩浩荡荡几万人,红五军团走在最后面,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

殿后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敌人追上来,第一个挨打的就是你。



李卓然和董振堂带着部队,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军队打阻击战。

敌人人多枪好,红五军团的装备却很差,很多战士手里拿的还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杂牌枪。

打起仗来,全靠战士们不要命地往上冲。

湘江战役打得最惨。

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要渡过湘江,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压过来。

红五军团接到命令,必须守住新圩一带的阵地,给主力部队争取渡江时间。

李卓然和董振堂在阵地上指挥,看着一批又一批战士倒下,心里像刀割一样疼。

战斗打了三天三夜。



红五军团从两万多人打到只剩下不到一万人。

阵地前面堆满了战士的尸体,血把湘江水都染红了。

李卓然站在江边,看着滔滔江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他心里清楚,这些牺牲的战士都是为了让中央红军能够突出重围。



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决定了红军的未来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城。

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李卓然作为红五军团政委,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

他走进会议室,看见屋子里坐满了红军的高级将领,气氛特别紧张。

会议一开始,博古作总结报告,把失败原因全推到客观条件上。

李卓然听着就来气。



他在前线拼死拼活,眼睁睁看着那么多战士牺牲,就是因为博古和李德瞎指挥。

等到讨论发言的时候,李卓然直接站起来,把这一年多来看到的问题全说了出来。

他说博古和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搬苏联的那套打法在中国行不通。

他说李德指挥打仗就像下棋,把战士的生命当成棋子,一场湘江战役就损失了几万人。

他的发言特别尖锐,在场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的愤怒。

这种愤怒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个前线指挥员对瞎指挥导致战士无谓牺牲的痛恨。

轮到毛泽东发言,李卓然听得特别认真。



毛泽东系统分析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作战思路。

李卓然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这才是真正懂得怎么打仗的人。

等到表决的时候,李卓然毫不犹豫地举手支持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这一票投得特别重要。

因为李卓然代表的是一线作战部队的意见,他的支持说明前线将士认可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会议最后决定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军事指挥小组,红军从此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河西走廊的悲剧,成了压在肩上的千斤重担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李卓然以为长征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中央决定让红四方面军的两万多人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向西进军,打通去苏联的通道。

李卓然作为红五军的政委,也被编入了西路军。

这支部队刚渡过黄河,就陷入了绝境。

河西走廊是马家军的地盘,马步芳和马步青兄弟俩手下有好几万骑兵。



西路军在茫茫戈壁滩上行军,根本没有群众基础,补给也跟不上。

马家军的骑兵来去如风,一会儿从东边杀过来,一会儿从西边包抄,把西路军打得晕头转向。

战斗一场接一场。

李卓然跟着部队在祁连山脚下转战,看着队伍一天天减员。

战士们没有棉衣,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行军打仗。

很多人冻伤了手脚,走着走着就倒在雪地里再也没起来。

弹药打光了,只能跟敌人拼刺刀。

粮食吃完了,战士们就挖野菜充饥。



到了1937年初,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一千多人。

其他领导人或是牺牲,或是被俘,中央任命李卓然担任工委书记,负责带着这些残部突围。

李卓然带着队伍翻越祁连山,那真是九死一生的经历。

雪山上到处都是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队伍里很多人走到半路就走不动了,坐在雪地里等死。

李卓然咬着牙坚持。

他知道这一千多人是西路军最后的种子,必须把他们带回去。

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跋涉,李卓然终于带着四百多人回到了延安。

他以为自己完成了任务,可以向组织交代了,没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审查。



从军团政委到宣传部长,功臣变成了背锅的人

回到延安后,李卓然发现气氛不对。

组织上对西路军的失败特别重视,成立了专门的审查组。

审查组找李卓然谈话,问题一个接一个。

为什么西路军会全军覆没?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有没有犯错误?

跟张国焘是什么关系?

李卓然心里憋屈。



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原因,敌强我弱是主要原因,战略决策也有问题。

他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政委,把该做的都做了,还冒着生命危险把残部带了回来。

现在倒好,反而成了被审查的对象。

审查持续了很长时间。

李卓然从军团政委被调到西北局当宣传部长,实际上就是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太大了。

他在红军里干了这么多年,打过那么多硬仗,现在却因为西路军的失败背上了"历史包袱"。

李卓然想不通,跑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他,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话:"卓然同志,组织上的决定要服从,但是我心里清楚你的为人。"



这句话让李卓然心里好受了一些,至少还有人理解他。

从此李卓然专心做起了文职工作。

1941年,他被派到固临县搞调查研究。

这一去就是大半年,他走遍了县里的每一个村子,跟老百姓同吃同住,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他写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土地分配情况、干部作风问题,这些材料后来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参考。



抢救运动中的保护伞,用良心守住底线

1943年,延安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抢救运动"。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清查内奸和特务,结果搞成了扩大化。

很多知识分子被怀疑是特务,遭到批斗和审查。

气氛搞得特别紧张,人人自危。

李卓然这时候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手下有不少知识分子。

运动一开始,就有人揭发这些知识分子有问题。



李卓然了解这些人的情况,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真心投奔革命的,怎么可能是特务?

他顶住压力,保护了好几个被怀疑的知识分子。

有人跑去告状,说李卓然包庇特务。

李卓然听说了也不怕,他说:"我用人格担保,这些同志绝对不是特务。如果查出来真是特务,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就是这么倔强的性格,认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

后来运动纠偏,证明李卓然保护的那些人确实都是清白的。



那些被他保护过的知识分子特别感激他,说李卓然是在那个疯狂年代里保持清醒的人。

这件事也让更多人看到了李卓然的品格——他不会因为自己背着"历史包袱"就随波逐流,该坚持的原则还是要坚持。

建国后的主动降级,用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本色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卓然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这个职务对他来说,算是对过去功劳的一种认可,但跟那些当年一起参加遵义会议的战友比起来,差距就大了。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成了元帅,红三军团政委彭德怀也是元帅,只有他李卓然还在副部长的位置上。

李卓然心里明白,这辈子是不可能翻身了。

西路军的失败像一个标签,牢牢贴在他身上。



他也想过为自己辩解,为西路军正名,但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个人能左右的,只能默默接受。

让人意外的是,李卓然还主动要求降工资等级。

当时按照他的资历和职务,完全可以定更高的级别,他却说自己能力有限,不能拿那么高的工资。

组织上被他的态度感动了,但还是给他定了应有的级别。

李卓然在宣传部一干就是几十年。

他工作特别认真,对分管的事情抓得很细。



他生活简朴,从来不搞特殊化。

家里的家具都是旧的,衣服穿得也很朴素。

有人劝他改善一下生活条件,他总是说:"比起在祁连山上牺牲的那些战友,我现在过得已经很好了。"

每到清明节,李卓然都要默默地为西路军牺牲的战友们敬一杯酒。

他心里一直记挂着那些埋骨河西走廊的将士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讨个公道。

可是时机一直不成熟,他只能把这个心愿藏在心底。

祁连山下的最后归宿,用生命完成未了心愿

1989年,90岁的李卓然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临终前,他把子女叫到床前,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心愿:"我死后,把骨灰撒到祁连山上,让我跟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在一起。"

子女们听了都红了眼眶。



他们知道父亲一辈子都在牵挂着西路军,牵挂着那些在祁连山脚下牺牲的战友。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父亲想的还是要回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跟战友们团聚。

李卓然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了祁连山上。

那座雪山见证了西路军的悲壮,也见证了李卓然一生的坎坷。

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政委,到背负"历史包袱"的落寞老人,李卓然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革命者的坚守。

他没有等到西路军平反的那一天。



1983年,中央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西路军的历史,明确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参加西路军的同志都是执行命令,不应该承担责任。

可惜李卓然那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了,没有精力去关注这些变化。

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了祁连山上。

结语

李卓然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年代许多革命者的命运。

他有才华,有功劳,有对党的忠诚,却因为一次失败的战役背上了一辈子的包袱。

遵义会议上的那一票,证明了他的眼光和担当;西路军的经历,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坎坷。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功劳就抹去他的失败。

李卓然接受了这个现实,用余生的坚守和奉献,守住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

他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却赢得了后人的尊重。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遵义会议文献》,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 《西路军史》,秦生著,解放军出版社 《李卓然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红军长征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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