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方,今天这篇,我们主要来看看,当创立了庞大商业帝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年事已高,那份难以放下的权杖,与跃跃欲试的二代之间,到底会擦出怎样令人唏嘘的火花。
最近,青岛双星创始人汪海与儿子的公开决裂,又一次把这个老话题炸到了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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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看到84岁的汪海老爷子还要发公开信,用“同志”称呼儿子并自曝家丑,很多人心里不是滋味。这早就超越了简单的家庭矛盾或权力争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企业就是他们用半生心血、在时代浪潮中摸爬滚打带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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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汪海42岁接手濒临破产的橡胶厂,万隆44岁当上快倒闭的肉联厂厂长,宗庆后42岁才开始蹬三轮卖冰棍创业。他们不是在温室里起步,而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惊涛骇浪中,凭胆识、魄力,甚至是一些“野路子”,杀出了一条血路。
双星鞋曾经全国销量第一,娃哈哈硬刚国际饮料巨头,汇源一度是果汁的代名词。这些品牌,浸透了他们的荣辱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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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让他们完全撒手,像对待一件普通资产那样交给下一代,太难了。这背后是一种深沉的“父爱”,以及只有他们自己能理解的、对时代机遇的敬畏。他们担心后代没有经历过那种淬炼,能否在如今更复杂的市场竞争中守住江山?这种忧虑,往往转化成了对交接班的极致谨慎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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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往往从这里开始。第一代创始人的优势是惊人的阅历和对中国独特商业环境的直觉,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Z世代营销”,但他们深谙人情世故、政策风向和底线生存法则。而二代们,通常拥有更好的教育背景、国际视野,熟悉资本市场和新兴商业模式,他们想用新方法改造老品牌。
这本应是优势互补,但现实常变成互不买账。创始人觉得子女“纸上谈兵”、“瞎折腾”,子女觉得父辈“思想僵化”、“不够现代”。
双汇的万洪建曾公开批评父亲万隆的某些决策,就是这种观念冲突的公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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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星的案例中,汪海公开质疑儿子的接班能力,并强调“能人接班”、“职业经理人接班”,这背后或许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判断,更是对原有“家族世袭”模式的一种反思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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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接班难题之所以格外刺痛,是因为它正好撞上了这些传统消费品牌的中年危机。市场变了,年轻人购物看小红书等,渠道变成了直播电商和即时零售,竞争对手是更灵活的新消费品牌。光有过去的辉煌历史,不够了。
最近的另一个例子,可能比双星更让人扼腕。就在2025年底,有“莲蓉第一家”之称的百年老字号广州“莲香楼”,其品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复杂纠纷再次被媒体聚焦。创始人后代之间的争议与诉讼,让这家曾经与广州酒家齐名的老店发展步履维艰,不断错失市场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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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不仅仅是家族内耗,内耗的直接后果是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反应迟缓、形象老化,最终受伤的是企业本身。
双星、莲香楼,这些案例都在提醒我们,接班问题如果不能顺利解决,消耗的不仅是家庭亲情,更是企业最宝贵的战略时间和品牌资产。当内部还在为“谁来掌舵”争斗时,外部的市场浪潮可能已经悄悄绕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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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路在何方?现实中没有完美的剧本。
有些企业选择了“去家族化”的职业经理人道路,比如汪海现在提出的方向。但这需要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监督体系,否则可能引发新的代理问题。有些则在创始人离世后,由二代“被动”扛起大旗,如宗馥莉之于娃哈哈,她面临的压力和挑战空前,但也是一个让品牌焕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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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相对平滑的过渡,比如在父辈尚有余力时,逐步让二代进入核心,负责新业务板块或数字化变革,用成绩证明自己,慢慢完成权威的交接。但这需要父子双方都有极大的智慧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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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的代际困境,是一个关于时代、生命、亲情与事业的复杂命题。他们的“难以放手”与二代的“急于上位”,都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真实写照。我们作为旁观者,在围观这些商业“宫斗”大戏时,或许可以多一份理解:这不仅是家族的烦恼,更是一个国家经济史上特定篇章翻页时的必然阵痛。
希望这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民族品牌,能在风雨中找到平稳过渡的航向,让开创者的精神得以传承,也让后来者能开辟新的天地。毕竟,企业的生生不息,才是对创始人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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