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敲碎四颗门牙，扮乞丐把情报送给周恩来，中央决定：立即转移

1934年10月初，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出现在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共中央驻地。

他双腮严重肿胀，满嘴是血，四颗门牙不翼而飞，身上散发着一股恶臭。

这老头张口就说要见周恩来，守卫心想哪来的疯子，正要轰走，老头突然报出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击中了军委值班室。周恩来听到报告后，立刻下令：“马上带来见我，快！”

当周恩来看到眼前这个人时，他愣了足足三秒钟: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人竟是自己的老部下、中央特科骨干项与年，但他那双眼睛，依然闪着熟悉的光。

项与年咧嘴一笑，露出四个血淋淋的牙洞，用尽最后力气从鞋子里掏出四本脏兮兮的字典，交到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翻开字典，用特殊药水一刷，字迹浮现出来。看完后，他后背发凉，冷汗直流，当场拍了桌子：“马上开会！”

三天后，中共中央下达命令：红军主力立即战略转移。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这样开始了。

项与年送的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可以说挽救了红军的主力部队。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1894年生于福建连城一个农民家庭。他少年离家，接触到革命新思潮后，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5年，项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组织派遣，他前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婆罗洲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

1927年秋，项与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回国，来到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勃生路创办复炎小学并自任校长。这所学校实际上是中央特科的一个掩护点。

项与年加入的中央特科是中共最早的情报保卫机构，成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首任军委书记就是周恩来。

特科下设四个科，项与年所在的三科又称行动科，主要负责惩办叛徒和敌特内奸，对外以“红队”、“打狗队”著称。

1929年，项与年参与了中央特科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白鑫原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向国民党自首后出卖了彭湃等多位中共领导人。

项与年和战友们经过周密侦察，掌握了白鑫藏身地点和准备出国的计划。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3号范争波住宅附近，他们租下房间日夜监视。

白鑫出逃当晚，项与年与七八名队员突袭范公馆。在激烈枪战中，他们击毙了白鑫的保镖，最终将逃窜的白鑫击毙在71号门根下。这次行动展示了项与年作为特科骨干的勇敢与机智。

1933年，一个关键人物出现在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中——莫雄。莫雄是国民党元老，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北伐战争，历任国民党军团长、旅长、师长。

虽在国民党阵营，莫雄非常支持三民主义，对共产党非常有好感。1930年，他在上海通过原部下、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的介绍，认识了项与年。

他们时常讨论革命理想，很多思想观念和革命目标他们都可以同频，关系越来越好。

1933年10月，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德安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允许他自组班子。莫雄立即前往上海，找到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不，我要剿蒋”

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一个以中共地下党员为骨干的“剿共司令部”成立了。

项与年化名梁明德，以保安司令部机要秘书的身份潜入敌营。

1934年9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五省军政要员秘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本不够级别的莫雄却因特殊关系被破例邀请参加。

会上，蒋介石宣布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层层包围中央苏区。

按照计划，国民党军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形成一个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巨大包围圈。

蒋介石在会上信心满满地宣称：“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

项与年等人感动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情况十万火急，三人决定立即行动。他们连夜用特种药水将“铁桶计划”的主要内容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

由于情报太重要，不能有任何闪失，他们决定由熟悉当地情况的项与年亲自送往中央苏区。

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出发了。为避开国民党关卡，他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

进入泰和山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敌军，所有进出苏区的道路都被严密封锁。

当他到达兴国后，封锁更加严密：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青壮年一接近就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

面对这种情况，项与年意识到常规伪装已经无法通过封锁线。经过反复思索，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扮成叫花子。

可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样子，单纯的衣服破烂还不够。项与年思索片刻，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

敲掉门牙后的项与年双腮严重肿胀，面部变得狰狞吓人，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完全成了一个老叫花子。

他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前行。

沿途敌军哨兵见到这个“叫花子”，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无人愿意仔细检查这个散发着恶臭的乞丐。

1934年10月7日，历经千辛万苦的项与年终于混过敌人层层哨卡，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

中共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看到“铁桶计划”后震惊不已。他们意识到，如果等到10月底11月初再按原计划突围，蒋介石的包围圈可能已经形成。

李克农之子李力后来描述：“看到这份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敌军将合围成功，红军很难脱身。”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及机关直属队共约8万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10天，“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提前近一个月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尽管红军提前突围，但尚未完全实现的“铁桶”合围仍然让红军的突围付出了惨烈代价。

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部队由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如果“铁桶计划”的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等到蒋介石完成全部部署，那么长征能不能开始、红军能不能突围，都可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这份情报不仅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完成情报传递任务后，项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又被党组织派往香港、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1949年后，他曾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68年代特殊时期项与年受到了冲击，丧失说话能力，1969年被送回连城老家。

这位老人在家乡保持着革命者的本色，将节约下来的数千元工资捐给家乡发展水电事业。1978年10月2日，项与年病逝于龙岩，终年84岁。

纵观项与年一生，历史往往由他们这样的“小人物”改写。他们没有留名青史的野心，只有做好一件事的执念。正是他这种执念，让红军多活了10万人，让中国革命多了一分胜算。

今天，我们纪念项与年，不仅是纪念他的四颗牙齿，更是纪念那种“个人生死是小，党的安危事大” 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和平年代可能用不上，但不能没有。

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需要有人，再敲掉四颗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