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半个世纪的《人心与人生》,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可以说,从少年时代开始,梁漱溟就为人生问题而苦恼,由此才有与佛学的一次又一次“因缘”交集。他还真去寺庙要遁入空门,却没有地方收他,但他毕生对佛学都浸润其间,尽管未能当成和尚,但晚年还曾去寺庙修炼。梁漱溟自己承认,他的人生与思想可以分为三期:实用主义时期是二十岁前,主张西学,倾向于实用主义;出世思想时期是三十岁前,偏向佛家;儒家思想时期是三十岁以后,转向儒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三个时期恰恰和他的研究对象是重合的:第一个时期为西洋思想,第二个时期为印度思想,第三个时期为中国思想。
这些转变,反映了梁漱溟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思想体系的吸收和认同,这些都为他的独特思想体系的形成贡献了力量。但无论是哪个阶段,梁漱溟都不是“我注六经”式的,而始终是要求“六经注我”的!但在1946年也就是54岁之后,因为特定的经历,又开始了新的哲学变化。特别是梁漱溟在六十岁之后,其思想发展为第四个时期,尽管梁漱溟给自己的学思分期分到了三期为止,但《人心与人生》恰恰就是他最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之作了,我个人认为,这才是梁漱溟最心仪的“晚年之定论”。
梁漱溟认定,人生所要面对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人对物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眼前面之自然界;第二是人对人的问题,则要直面所谓“他心”即他人的心;第三个则是人对于自己的问题,所直面的乃为自己生命本身。由此,人类生活的路径也分为三类:一是西方文化所代表的向前探索路径,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二是中国文化代表的调整自己的意愿、寻求平衡,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印度文化代表的转向过去寻求答案,处理人与生命的关系。这便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核心观点:西方对自然加以征服,以意欲向前为特征;印度对现实加以逃离,以求解脱为归趋;而中国文化则是天人合一,以调和持中为特色。
这著名的人生三路向的说法,既是对中西印文化比较的新的阐发,也是对三种文化的旧的误解,所以梁漱溟才要反思自己提出的名论。这些说法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其中一个重要历史功能,就是在西化思潮泛滥的时代,高擎起来一面复归传统的大旗,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种子就开始被埋下了。这个种子发育起来,越长越茁壮,直到《人心与人生》当中得到了总结,因为这本书,才是梁漱溟一生用力最大、酝酿最久、写作最长的一部人生哲学大著。
归根到底,《人心与人生》聚焦于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类生命与动物生命该如何区分呢?人类心理与动物心理该如何划界呢?其实,这就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所聚焦的所谓“人禽之辩”,如果不同于动物的话,人到底是如何成为人的呢?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其实就是中国版的《人性论》。如果再将《人心与人生》的主题,抽象到不能再抽象,那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说——第一句:人之所以为人者——在其心;第二句:人之所谓为心者——在自觉。这就是为什么一部讲人生的书,会将人心置于其焦点之上。换句话说,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是以“人心”为本位的,孔门儒学所讲的人生,总是指向人心而言的。所谓由人心而成世道,这才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大传统,这种想法几乎成为20世纪新儒家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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