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为何对选择叶项下手，而放过陈粟，蒋氏：陈粟如鱼，稍纵即逝

1940年冬天，曹甸战役刚刚落下帷幕，陪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些将领听到过这样一句点评：“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时间不长，这句话就被人私下里当作谈资，反复咀嚼。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主力在南方遭遇沉重打击，而苏北的“陈粟”部队却在敌后越打越强。很多人纳闷：既然都属于新四军，为何国民党军队集中火力对付叶挺、项英，而对陈毅、粟裕这一路暂时收手？

表面上看，是地理位置不同、兵力配置不同，似乎很好解释。可要把当时华中战场的局势、党内对发展方向的争论、以及蒋介石的政治盘算连在一起看，这个问题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有意思的是，答案并不在1941年的皖南，而要从1938年延安的一场会议说起。

一、从延安会议到苏北决策

1938年9月，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日本军队已经占领大片国土，正面战场战况不利，如何在华中敌后打开局面，被提到了战略高度。

会上，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同时决定撤销原来的长江局，改设中原局和南方局，以适应敌后斗争的需要。这并不是简单的架构调整，而是关系到新四军今后往哪里去、在什么地方扎根的大方向。

1939年，中原局负责同志从陕北出发，经多地辗转，深入华中敌后。当时我军已经在江南、皖东、豫皖苏边等地建立了一些游击根据地，规模还不算大，却像一串珠子，为日后扩展提供了支点。

同年11月底，中原局进驻津浦路以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这里对华中形势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2月19日，一份关于“集中力量发展江苏北部”的意见送到了中央，态度非常鲜明。

提出这一设想的依据并不复杂。皖东一带虽然已经有根据地，但国民党顽固派力量密集，摩擦不断，贸然扩展必然冲击抗日统一战线。而苏北则完全沦陷于日军之手，国民党在那里的控制力远不如在国统区腹地。

更重要的是，苏北广大民众早已对国民党军阀韩德勤的消极抗战颇有怨言。当地伪军虽多，却军心涣散。中原局认为，如果新四军在苏北站稳脚跟，就有机会把敌后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立刻把重心压到苏北。项英等领导人就认为，新四军的长远出路在皖浙赣山区一带，或者绕向豫南、鄂北，利用大别山这种天然屏障，进行长期游击战。

在他们眼里，苏北是大片平原加水网，没有高山可依托，一旦日军、伪军和国民党三方力量联手围剿，大兵团机动困难，风险极大。相比之下，大别山方向虽然离正面战场近，却更有可能形成持久的根据地。

中原局的考虑则更偏重政治与统战层面。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是“面敌背顽”的态势，向西推进迟早要与第一战区程潜、第五战区李宗仁发生冲突。那样一来，不但会加剧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也容易被扣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

既然如此，倒不如在苏北打开局面。那里已经是日军的“后方”，日本兵力相对薄弱，作战对象以伪军为主，而且国民党韩德勤势力不得人心，有利于我党我军立足和发展。这些理由，最后被中央所接受。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毅、粟裕被点将，成为这项“苏北方略”的主要执行人。两人此前在江南、皖南积累了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敢打硬仗，又善于做群众工作，被寄予厚望。

1940年7月，新四军一部按照部署越江北上，正式进入苏北地区。谁也没想到，这一步，最终改变了新四军南北两路的命运。

二、黄桥一役拉开新局

新四军进驻苏北后，很快发现这里的格局颇为微妙。一方面，这是日军的占领区，敌军据点林立；另一方面，国民党韩德勤部名义上负责“抗战”，实际上却把主要精力用在防范、限制新四军上。

韩德勤既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又被任命为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司令，在南京方面有相当影响力。但在苏北当地，他长期消极抗日，征粮苛刻，基层怨气不小。这种局面，给新四军既带来空间，也带来碰撞。

在中原局和“陈粟”的判断中，如果想要在苏北扎下根，不可能绕开韩德勤。什么时候动手、以什么方式动手，就成了必须认真权衡的难题。

有过一段颇为激烈的讨论。摆在眼前的大致有三条路：向东进击黄桥，向西扼守江都大桥，或者北上兴化。哪一条都不轻松。

兴化是韩德勤统治的心脏地带，兵力集中，地盘稳固。如果新四军主动打进去，很容易被国民党宣传成“内战”“夺地盘”，与坚持“自卫原则”的方针不符。再加上当地百姓受韩部控制已久，一时半会儿难以扭转局面。

江都大桥这一带虽然是要冲，却地盘狭窄、粮食供应紧张，一旦主力压上去，很可能在补给上捉襟见肘。更麻烦的是，往外扩展势必与李品仙、李宗仁的部队接壤，破坏“联李孤韩”的既定方针。

这么一圈分析下来，负面因素太多。兴化放弃，江都大桥也不合适，能够真正打开局面的，只剩下东进黄桥这条路。黄桥一带地势相对有利，便于集中兵力，打出一场像样的歼灭战。

在作出选择的同时，中原局给“陈粟”下达了非常明确的政治要求：在苏北要积极对日作战，多打日伪，争取舆论主动；对韩德勤不得轻易下手，“能不动，就别动韩德勤，除非他先动手。”

陈毅、粟裕心里很清楚，苏北问题的关键终究离不开韩德勤。如果对方铁了心要围攻新四军，那就不能退缩。但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却要掌握好分寸。

经过再三权衡，“陈粟”商定的原则是：重点在于击溃韩部的主力，而不是全歼对方。韩德勤本人如被击毙或俘获，表面上看是战果，实际上会在政治上引发巨大震荡，不利于苏北长期斗争。

按照原先设想，黄桥一战打响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他支队应当给予配合。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中原局很快发出新指示：如有把握，苏北部队可独立解决韩德勤部，不必机械等待援军。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爆发。新四军在“陈粟”统一指挥下，多路出击，集中优势兵力，给韩德勤部以沉重打击。经过几昼夜激战，黄桥一线敌军阵脚大乱，主力被大部歼灭，苏北战局出现了明显转折。

战胜之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趁势推进，先后拿下海安、东台，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敌后成功会师。原本星星点点的苏北、淮南根据地，开始连成一片。

有意思的是，黄桥胜利并没有立刻带来彻底安稳。韩德勤残部尚有两万余人，他本人在吃了大亏之后一直伺机报复。而南方的国民党部队，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动作。

三、皖南事变与“鱼与瓮”的抉择

黄桥之后不久，中央作出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苏北根据地必须坚守。如果这个立足点丢掉，整个华中敌后斗争都会陷入被动，淮北和皖东都要为保护苏北做出让步。

在这样的部署下，中原局进驻苏北地区，统一领导各路敌后武装。陈毅被任命为苏北地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总指挥，负责统筹整个战场的行动。原本这个位置，是考虑过由叶挺担任的，但由于“叶项”主力始终未能及时北上，只能暂时作罢。

陈毅对局势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主线：真正牵动苏北形势的，仍然是韩德勤。只要这一股顽固力量不被削弱，苏北的抗日根据地就难以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

1940年11月，曹甸战役打响。新四军再度集中兵力，对韩德勤部实施有力突击。战斗持续数日，韩部伤亡惨重，约八千人被歼，苏北顽军的嚣张气焰被进一步压制下去。

黄桥和曹甸两次战役接连发生，既让苏北局势趋于稳定，也让蒋介石重新审视华中新四军的力量对比。就在皖南事变前，他对上官云相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而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这番话，并非一时兴起的比喻，而是经过仔细盘算的结论。

在蒋介石眼中，“叶项”所率的新四军主力长期驻扎皖南，名义上在国统区活动，实际上被中央军、桂军和地方武装重重包围。铁路、公路、据点形成了一道道封锁线，把这支部队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里。

皖南山地虽多，便于游击，却也提供不了太大的回旋余地。内部调动尚可，一旦试图突围北上，就会立刻触动国民党多个战区的神经。对南京来说，这样一支部队，既“看得见”“摸得着”，又难以摆脱包围，自然像“瓮中之鳖”。

苏北战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陈粟”率领的新四军活动在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主力部署在华北和正面战场，对苏北后方投入有限。伪军虽多，却难以形成有力合围。再加上苏北水网纵横，新四军能够依托运河、圩区迅速机动。

一旦情势不利，就可以利用夜暗、河道、群众掩护转移阵地。“陈粟如鱼，稍纵即逝”这句话，正是对这种机动能力的概括。国民党如果在苏北贸然发动大规模“围剿”，不仅未必有胜算，还极可能在军事上落空，在政治上背上“内战”的骂名。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苏北属于日占区，在那里与新四军大打出手，很难对外解释。如果被舆论抓住把柄，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只打抗日的”，对整个政权的形象都是沉重打击。相比之下，在国统区腹地，以“整编”“调防”的名义对皖南新四军下手，就显得“理由充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叶挺、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遭到突然袭击，损失惨重。那一刻，很多人才真正意识到，蒋介石所谓“瓮中之鳖”的说法，并不是夸张，而是预谋已久的军事打算。

反过来看苏北，“陈粟”一部在黄桥、曹甸接连获胜，自身实力明显增长，又与黄克诚部队连成一片，形势已经脱离了最危险的阶段。要想在短时间内对苏北新四军实施类似皖南那样的围歼战，难度远远超过对付“叶项”。

有位参与作战筹划的军官据说曾低声问过：“要不要趁机会，把苏北那支也一并解决？”得到的回答只有简短一句：“时机未至。”这句冷冰冰的答复，透露出的是精打细算后的顾虑。

一旦对苏北动手，战线势必要压到日军后方，既要避开日军反应，又要顾忌李宗仁等中间派的态度。若战役失败，蒋介石不仅得不到任何政治收益，还会在军中威信受损。这种风险，在当时看来并不值得冒。

再从党内视角看，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的组织结构、指挥系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苏北部队承担起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如果“叶项”在更早的时间点北上，与“陈粟”会合，皖南那支部队就不会长期孤军深入国统区腹地，局势未必会被推向极端。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从1938年的延安决策，到1939年的中原局华中行动，再到1940年苏北黄桥、曹甸两战，以及1941年皖南事变和蒋介石那句“鱼与瓮”的评语，一条清晰的脉络越来越明显：地理环境、敌我态势、统战关系、部队风格，这些因素层层叠加，最终决定了谁是“瓮中之鳖”，谁又成了“海滨之鱼”。

苏北与皖南这两块土地，在同一段岁月里，承受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也由此刻下了各自难以磨灭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