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大众电影》的情结

我与《大众电影》的情结

60年初，我出生在豫南大别山下，固始县南部山区一个人多地少的偏僻贫困山村。六、七、八十年代初，那里是个吃粮靠上级（供应）和花钱靠救济的地方，全村人住的除了土坯茅草房，还是土坯茅草房，吃粮要不是上级救济，靠当地收的粮食，就是一天喝三顿稀饭，最多也只能够维持八九个月。交通闭塞的不能再闭塞了，上街买个油盐之类等生活用品，或卖担柴草，除了翻山越岭步行和肩挑外，别无选择。

小时候，在我心目中印象最深和最快乐的事，那就是看露天电影，无论刮风下雨和冰天雪地，只要听说周边十里八村晚上放电影，我和村里小伙伴们宁肯饭不吃饿着肚子也跑去，那时由于家庭都太贫穷条件差，没有手电筒照明，天晴晚上跑到远处外村去看电影还好点，遇上刮风下雨天阴晚上就倒霉了，天太黑，走在又高又窄的山间小路和田埂上，稍不小心就会摔倒和掉进水田里。记得有一个冬天晚上，我和村里小伙伴到外村看电影，路上不小心掉进冰冷的水田沟里，宁肯挨冻两个多小时，坚持到把电影看完。回到家里，母亲发现我的棉裤是湿的，狠很骂了我一顿。只到长大成人后，才知道母亲为何要狠狠骂我，是因为母亲心痛穿湿衣服怕把我冻病。

说起我与《大众电影》不割舍的情结，还得从1984年说起，84年8月，在当时生产队担任民兵排长的长，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在家里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从大队“青年民兵之家”阅览室借来的《中国青年报》，当我阅读完报纸“青年信箱”版块后，发现该版块文章，几乎全是来自全国各地读者写的，我的大脑突然萌发给《中国青年报》投稿的想法，于是，我便拿出书包里，我在中学读书时，没有用完方格作文本，连夜赶写了一篇反映山村青年读书订报难的小文章。

写完后，见天刚刚蒙蒙亮时间还早，便连忙找出同学从部队寄给我的信封，轻轻撕开翻过来用稀饭一粘，把稿往里一塞，按照报纸上投稿说明，剪去信封右上角（当时向报社投稿只要剪去信封右上角，就不用粘贴邮票了），怀揣稿件，一路小跑（只所以小跑，天亮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步行到八公里外的公社（现乡镇）邮电所，把稿件塞进钉在邮电所大门外墙上邮箱。

当年10月，就在我把给《中国青年报》投稿的事，早已忘掉时。一天下午，正在田间劳动的我，大队民兵营长带着公社邮电所投递员一块找到我，邮递员从邮包里，拿出一封又窄又长“牛皮纸”信封，递给我说：这封信是《中国青年报》寄给你的。拆开信封，拿出报纸，当看翻到“青年信箱”版，一篇“豆腐块”下，写着“河南省固始县武庙集乡迎水寺村吴贤德”时，我的心几乎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真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真不相信这是真的。

让我做梦都没有想的是，这篇“豆腐块”从此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当年，我不但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也因这篇“豆腐块”反映的是山村青年读书订报难，引起县委宣传部领导高度重视，82年3月，县邮电局破格招聘10名农村青年，经过培训后，充实到全县偏远山村担任投递员，从此，我便放下铁锹、锄头、扁担……从一名农民变成了投递员。

从小就喜爱电影的我，担任公社邮电所投递员后，第一个便喜欢上《大众电影》杂志，《大众电影》既丰富了我对众多电影的知识和欣赏水平，也加深了我对众多电影演员的情况了解。担任投递员期间，在我的宣传和鼓动下，我所负责投递的8个大队都订有《大众电影》，不少学校老师和农村青年，每年也主动订《大众电影》杂志，包括我自己。91年，受打潮的影响，我辞去了家乡投递员工作，加入了打工者队伍。

时间不饶人，转眼我离开家乡30多年了，投递员虽然不干了，但让我永远不能忘的是，我与“露天电影”和《大众电影》杂志，那份永远割舍不掉的情结，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我几乎都会跑到旧书市场，去寻找让我永远牵挂的老电影（VCD）和《大众电影》，每每让我失望的是，高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如今条件和我儿时青年时期相比，虽然发生了天壤之别，足不出户就可从电视和电脑上收看各种电影，也许我处于对儿时和青年时期怀念，常常我会从收藏柜中，拿出我收藏的二百多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VCD）插入电脑上观看。

每当我拿出收藏柜中，十几年来从旧书市场淘来的《大众电影》杂志，看着一张张栩栩如生的画面，把我又带到青年时期在公社当投递员时，那个对未来充满期望和憧憬青春活泼的我。岁月如穿梭，如今我虽然已到了不惑之年，但我对《大众电影》那份情，永远也难以割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