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专家：特朗普打关税战的计划是，先摧毁美国民众，再摧毁中国

英国经济学家、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认为，特朗普的关税计划，其真正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只有美国社会民众的生活出问题了，中美之间早已错综复杂的经济纽带，才有可能被强行切断。

该判断不是情绪化的推断，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美国民众的消费、就业、养老金收益已经和中国制造、全球供应链紧密相连。

只要这种绑定存在，美国就很难在不付出巨大的内部代价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打击，因此，贸易战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对外博弈、对内承压的选择。

2018年到2019年的第一轮贸易战已经给出了明确信号，关税没有带来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反而在很多州造成了就业减少，产业信心明显减弱。

罗思义认为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不是误判，而是主动承担代价，真正的破坏是从农业开始的。

美国农业很依赖于出口，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最重要的买家之一，当关税壁垒建立起来之后，对华农产品出口迅速减少，大豆、玉米、肉类等产品最先受到影响，农民的现金流被切断了，只能依靠联邦补贴来维持生产。

随后，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项大规模的农业援助计划来安抚农村地区的情绪，但是补贴解决的是当年账本，并不能改变产业结构，一旦失去了市场，想要重新夺回就很难了，远远超乎想象。

中国不等了，采购转而面向巴西、阿根廷等地，物流、结算、种植结构方面也都相应调整完毕。这表示美国农产品失去的不是短期订单，而是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新的供应关系运行顺畅之后，即便美国农业降价了，也不可能再挤回去。

这就是美国农民长久以来一直不满的原因，失去的不仅仅是一笔收入，而是一条整条未来的路。

除了农业以外，供应链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

美国企业在很多重要的地方都对中国的现实存在依赖，特别是在稀土、关键中间品以及零部件上，这些依赖并不是政治口号可以消除掉的，在成本表以及交付周期中都存在着现实，因此很多资本不愿意配合“快速脱钩”。

特朗普最初试图说服财团，但是效果不大，资本考虑的是利润与风险，而不是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政策逻辑就变了，不是说服资本，而是创造环境，使资本没有选择余地。

关税、限制、豁免不断变化，再加上政策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提高了继续留在中国市场的风险成本，企业不一定马上撤离，但是会被迫重新部署，直接的成本首先是由消费者以及就业市场来承担。

进入第二任期之后，这条路线就制度化了，特朗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美国处于紧急状态，并实行所谓的“报复性关税”。

政策不是一刀切的，有些产品得到了豁免，有些条款反复修改，边打边改的方式使企业更加不安，但是并没有减少社会成本。

中国反制的方式也更为精准，重稀土相关的产品被列入了出口管制清单当中，涉及到了很多重要的类别。

这并不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是在点出供应链当中存在的问题，相关影响并不仅限于中美两国之间，而是通过产业链向外部传播。

美国自然也意识到了风险，并且在试图进行补救，本土稀土及磁体体系多次被提及，相关的项目得到了政策、资金的支持，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项需要多年时间来完成的工程，并不是在一次选举周期内就能完成的。

社会层面的反应比较迅速，股市波动增大，养老金资产缩水，中产阶级对资产的安全感减弱。

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蓝领工人没有等到预期的制造业回归，反而面临生活成本上涨、社保政策收紧的双重困境。

特朗普认为，这都是必须要承受的过程性代价，他认为只要工业体系重建完成之后，美国社会就会发生逆转。

但是现实的时间并不按照政治的节奏来走，美国的去工业化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基础工业能力严重空心化。

一旦产业链外迁，就很难全部收回，通常是成体系地转移，即使政策继续推行下去，社会是否能接受长时间的等待，仍然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事情。

同时中国的情况也没有如预期那样恶化，出口市场继续分散，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减弱很多，东盟、新兴市场占比提高，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小，而金融层面由于和国际资本联系密切，波动较大。

罗思义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做出判断的，用民众的生活作筹码来换取战略的空间，本身就是一场高风险的博弈。

当代价马上就会表现出来，但是目标则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实现，这两种不对称，在现实当中正在慢慢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