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 在非洲，一段让我恐惧的经历

文 | 张翎

计程车载着我们和大大小小五六件行李（居多是药品和其他防护设施），驶入了内罗毕的高速公路。此时是早上八九点钟，正是上班的高峰期，但路上却空无一人。参加示威活动的人，尚未开始行动；不参加的，都选择待在家中，留给了我们半个空城。街面上弥漫着一股大骚乱之后的肃穆，空气凝成了稀果冻。这样的肃穆让谈话变得艰难，仿佛一口气没喘好，就会把空气戳出一个洞。

这样的肃穆，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一次。那年我接受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邀请做一个讲座，适逢9.11.之后，波士顿满城萧杀，每一辆驶过的汽车上，都插着一面国旗。这是两起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事件，但我感受到的，却是类似的肃穆。

司机是个沉默的男子，一路无话。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这个路段安全吗？”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是我在肯尼亚一个月里最经常问的一句话。“安全。游行只在金融闹市区，高速公路不受影响。”他回答道。司机的判断，很快就被推翻。在后来的日子里，示威者的脚踪延伸到了内罗毕的主要出入口和城里的一些居民区。

三天后，我们开始了预定的游猎之行。原先十人的团，等报到时，只剩了四位游客：我们和另外一对美国夫妇。肯尼亚的骚乱，已经通过媒体迅速传到了世界各地，许多旅客临时取消了行程。我们日程单上原定的一些内容，都经过了删减修改，只为了越野车能在最安全的时段里驶在路上，避开人群。

游猎途中乘坐的越野车

同车的两位美国旅客，对非洲作过充足的功课。他们对肯尼亚以及周边国家（乌干达，埃塞尔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索马里）的人文历史政治时局，了解得相当透彻深入，对非洲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一路上我都在听他们说话，感觉他们是行走的百科全书。美国的中年知识分子，大都还保持着一点少年人的轻狂，对社会问题，总有一些激越鲜明、不容置疑的看法。我并不都认同他们的观点，但我欣赏他们那种漠视年龄的激情和天真。

当越野车在清晨空无一人的街上狂驶，把内罗毕远远抛在身后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最终远离了危险。可是谁也没想到：危险不一定都在身后。

在去往马赛马拉草原途中，我们路过一个离内罗毕大约150公里的小镇。司机的车速突然慢了下来，我们发现路上出现了一群人。他们抬着一具棺材，嘴里高喊着一些我听不清楚的短句。最初我以为这是为几天前死去的游行者举行的公葬，过了一小会儿，我看清了那具棺材上贴的一幅画像，是现任总统威廉·鲁托——那是他政治死亡的象征。几乎在同时，我也看见了路面上被人群遮挡了一半的路障，这才意识到：抗议行动已经从内罗毕的金融区，辐射到了四周的乡镇。

我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机想拍摄，却被司机一声吼停——我差一点就犯下了一个后果不堪设想的愚蠢错误。后来回想起来，依旧感觉遗憾：我竟没能留下任何现场的画面记忆。但之后的媒体报道却替我补上了这个缺憾：我在当天的新闻照片上看到了我所经历的那个场景，同一群人，同一具棺材，同一个小镇的同一个街口。

车里的四个游客，不约而同地隔着玻璃，对游行的人群高高地竖起拇指，夸张地表示着我们的支持。这个动作，对后面的两位游客来说，也许是出自真心的感受，而对我们来说，仅仅只是本能反应——是动物面临危险时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神经反射。我们试图告诉示威者：别伤害我们，我们是同盟。

这群人朝我们的车子走了过来。

我的记忆在这里断片。后来发生的事情，象是速度极快的车流被超长曝光的照相机镜头撕扯出来的那些长线，色彩斑驳，相互交缠，声音和动作都边缘模糊。我存住了线，却丢失了串联起这些乱线的时间轴。直到一切过去、尘埃落定的时候，时间轴渐渐显现，这些乱线才慢慢地稳固在各自本该在的位置上，组成了一幅按顺序排列的拼图。我脑子里对那个场景的复盘，是在远离了现场之后才发生的。

这群人涌上来，把我们的车紧紧包围住，有人开始用拳头砸车窗。车里的光线顿时暗淡了下来，每一片玻璃上都是一张张压得扁平的黑色的脸，还有那些舞动着的、像柿饼一样圆而紧的黑色拳头。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幻像：这辆经过改装、坚固如堡垒、身处狮子大象群中却巍然不动、可以在任何地形里穿行自如的越野车，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纸糊的火柴盒子，正在被一群黑蚂蚁拥抬着，挪去一个不可知的去处。

有人强迫司机摇下窗子，双方进行了一场冗长的对话，讲的是我们听不懂的斯瓦西里语，语气平和，神情肃穆。过后司机说：他们在问车里的那几个外国人来自什么国家？对这场运动持什么立场？司机告诉他们：这几个老外都憎恨鲁托，支持你们。我无法验证司机说的是不是实话。当我对周遭环境渐渐熟悉起来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许多最黑的勒索和讨价还价过程，都是在貌似温和熟稔甚至调笑般的对话中完成的。

这时，我身边的门被哗啦的一声推了开来，一个示威者把身子探进了车内。除了司机门之外，这辆经过改造的越野车只有一扇可开的门，而我，就是坐在这扇门边上的那名乘客。要进车的那名男子离我非常近，他的脸几乎挨上了我的脸，我清晰地看见了他白到微微泛青的眼白和唇边柔软的髭须。

那一刻，车上所有的人，包括司机，都呆若木鸡，身上的每一根骨头每一根筋都化成了石头。我的心脏不见了，跑到了太阳穴，我听见我的心脏在太阳穴里疯狂地擂鼓。嘭。嘭。嘭。

很奇怪，那一刻我丝毫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陷入的险境：身体的伤害，甚至绑架。我想到的却是暴露在明处的手机和手提包。我想到了手机里这几天留下的记忆——那是一片无可复制的生命。我的脑子里铺开了一张图，清晰而明确地标出了手提包里各样物件的摆置位置。我的手提包层次丰富，有好几个口袋。大口袋里装的是日常所需的物件，即使丢失，也可以被轻易替补。第一个小口袋没有拉锁，放的是电子签证和疫苗黄本，最好不要丢失，但丢失了也不至于不可替换，因为我的手机相册和电子邮件里，都存着原件的照片——除非手机和手提包一同丢失。最靠里的那个口袋有一道拉锁，里边装的是现金和护照。现金数额不大，大头已经被我装进贴身衣兜。护照当然可以替换，但替换的过程或许得经过许多道我们不熟悉的门。

事后无数次复盘当时的情景，每一次我都还会被当时的想法震惊。至此我才真正明白：大难将至时，人想到的，也许真是一些并不那么紧要的事。

那张年轻的充满了戾气的脸逼得那样近，我和他之间的空气已经被挤压成了金属。后座那两位高谈社会理想的人哑然无声。革命的热情，被革命的现实瞬间碾压成了一地碎纸。我依稀记得我对那只凑在我嘴边的年轻耳朵嗫嚅地说了一声：“Ruto must go （鲁托必下台）！” 这是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核心口号，此刻被我慌不择路地扯过来用——那是一只即将被狮子咬住颈脖的羚羊的最后哀求。

就在那个年轻人即将扑入车内的那一刻，坐在我右方的先生狂吼了一声——我听见他的声带撕破了，声音裂开了几条缝。那人显然吃了一惊。我先生隔着走道，从他的座位上腾跃而起，越过我，把那人一把推搡出去，唰地拉上了门。现在我终于相信了，他真的当过兵。紧接着，咔哒一声，司机锁上了车门。我至今也没想通那位已经在游猎的路上开了多年的越野车、熟悉路上的每一道弯、每一家店铺和铺子跟前坐着的每一位女人、早已修炼成精的司机，竟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上路不锁车门。

那位被推下去的年轻人怔了一怔。也许，他和他的同伴们都还太年轻，他们也没想好该如何处置我们这样一群“外宾”。也许，他们也不想把这场深得国际社会同情的行动，演化成一起喧哗的国际事件。在所有人愕然不知所措的那个空挡里，司机小心翼翼地从路障留下的那个小空隙里，把我们的车子缓缓地顺了出去。过程应该只有一两分钟，但感觉却象一个世纪。车里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谁也不敢回头。

再次上路，车里没人说话，那是巨石落入水中、波纹平息之后的沉寂。半晌，只听得前排的司机猛敲了一下脑门，大呼：“天哪，我都忘了锁后备箱”——那里有我们所有的行李。

“捣你十娘！”我听见自己用温州话喊出了一句足以染黑我牙齿的诅咒。从小到大，我在温州街面上听到这句话时，大多出自粗鄙男人、或者市井悍妇之口。我只是粗浅地知道那是一句热烈地问候某人母亲的话——世界上所有的诅咒谩骂似乎总与母亲相关，而父亲总能安全地置身事外。假如非得求甚解，这句脏话的字面意义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热烈地问候某人的母亲十次，二是热烈地问候某人的十位母亲。这是我有限的词汇中最歹毒的话。从此我不再信任司机，养成了一个几乎怪异的习性：上任何一辆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锁门，然后再卡嚓卡嚓试开几次，反复验证。

游猎途中遭遇示威抗议者（图片源自当地媒体）

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夜里经常大声惊叫——自己却浑然不知。早上起床梳洗，看见地上大把大把的头发。有一天，我惊骇地在镜子里发现我的头顶出现了一块铜钱大小的秃斑。

后来和朋友聊起非洲的记忆，我都会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告诉他们：万一哪天我成名了，你们写我的传记时，一定要加上一笔：此人曾经不远万里来到非洲，亲身参与了2024年肯尼亚的街头革命。

也就在那几天里，朋友从多伦多给我传来一段视频，里边是一辆到马赛马拉游猎的越野车，被一群人用石块砸破车窗的场景，很是触目惊心。那段视频来得正是时候，它竟然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万幸，我们遇到的是一群雏儿。

（摘自张翎新书《赤道风语：东非漫行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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