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坦言，有2件事恐怕要让下一代人去完成，现在完成了吗

1970年代中期，已经年逾八旬的毛泽东，在中南海同身边工作人员闲谈时提到一句话：这一生干成了几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也留下两件没有办完的大事，只能寄望后人继续接力。听到这里，有工作人员轻声安慰：“主席，这两件事以后总会有办法的。”毛泽东只是摆摆手，没有多说。多年以后，人们再回头梳理那段历史，才慢慢明白他心里的那两件“未竟之事”，分量有多重。

说起来，毛泽东最看重、也最有底气说“已经完成”的，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这一整套事业。而让他挂念到晚年的两件事，一件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安危相关，牵涉到“四人帮”的处理；另一件则落在辽阔海峡之外——台湾尚未回到祖国怀抱。两件事一内一外，互不相同，却都紧紧攥在共和国命运这条大线之上。

要理解他晚年的那声感叹，不得不把时间拨回几十年前。1949年10月1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千万双眼睛望着城楼上的身影，那一刻的光芒背后，是二十多年浴血奋斗，是一次次从绝境中闯出来的选择。也正因为见过民族生死的边缘，他才格外清楚，历史真正的“大事”究竟指什么。

一、从战火岁月到立国大业

1927年，中共明确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主要道路，这在当时可谓“逆风而行”。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一路下来，部队伤亡惨重，很多战友倒在途中。表面看，是一次次失败；往深里看，毛泽东逐渐摸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军阀混战的路子——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民，把零散的星火连成大片燎原之势。

随后几年，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中央苏区屡遭“围剿”。红军被迫频繁转移，有时一天行军几十公里，粮食紧缺，连子弹都要一点点节省着打。可有意思的是，越是在这种关头，毛泽东越是强调“人心比枪炮更要紧”，主张部队扎根群众，严格纪律，哪怕是一根针也不能随意拿走。这种做法，看上去“不合常理”，却逐渐让红军在老百姓中积累了难得的信任。

1934年至1936年的长征，更像是一场生死筛选。队伍翻雪山、过草地，损失极其严重，但纵然环境恶劣，毛泽东在会议上谈的，仍然是“路往哪里走”“队伍怎么留得住”。一些资料记载，他在长征途中多次提出，必须保留一支真正听党指挥的骨干力量，因为“留得青山在”，以后还有机会转守为攻。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局面陡然一变。中共中央提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八路军、新四军出现在正面战场之外的广大敌后地区。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是一整套关于持久战的判断，既不夸大自己的力量，也不妄自菲薄。他把抗战划分阶段，主张用游击战、运动战配合全国正面的作战，既要消灭敌人，又要在战争中壮大自己。

在这种思路下，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许多回忆录中提到，抗战初期中共领导下的武装人数远远少于国民党军，而到抗战胜利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万指战员的人民军队。数字的变化背后，是战略判断的变化，也是毛泽东对于“依靠群众、持久消耗”的一种长期坚持。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面对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和充足的装备，毛泽东坚决反对“急躁冒进”，要求各大战略区，先在局部战场取得优势，再逐步向全国展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紧密衔接，既有大兵团作战的谋划，也延续了灵活机动的传统。说白了，就是既要敢打仗，更要会打仗。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战争年代，毛泽东始终强调一点：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农民和城市劳动者“用肩膀托起来”的支援。从小米、棉衣，到情报、向导，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正因为如此，当1949年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以后，他把“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新国家”当成了压在心头多年的愿望的实现。

新中国成立，不仅意味着旧中国政权的结束，也意味着中华民族摆脱长期挨打局面的历史性转折。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大事。也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晚年回望，他才会格外清醒地意识到：新中国虽然立起来了，但有些深层问题尚未妥善处理，有些历史遗留仍待后人去解答。

二、病榻之上的布置与“四人帮”的落幕

时间来到1970年代，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视力、听力都大不如前，出席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少。虽然精力有限，他却一直关注着党内斗争的走向。对于“四人帮”借特定历史环境扩张个人权势的种种动向，他并非毫无察觉，只是受制于身体状况和当时局势，一些安排不得不格外谨慎。

据身边工作人员披露，在一些谈话中，毛泽东已经表露出对“四人帮”做法的忧虑。面对个别人拉帮结派、凌驾组织之上的倾向，他多次指示，要限制其在宣传、用人等方面的权力，避免形成“无法约束的小圈子”。这种做法，听上去温和，实际上是在为后续可能的斗争预留空间。

更关键的是，他在临近生命末期，仍通过电报等形式提醒老一辈军事领导人，要求部队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制度，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有学者认为，这一系列看似简单的措辞，实际上是在把军权的归属问题提前讲清楚：军队只能听党中央的，而不能成为任何个人、任何小集团的工具。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就在此前后，“四人帮”在上海等地悄然调动民兵力量，一些地方被秘密发放了大量枪支弹药。与此同时，他们试图通过控制舆论和组织渠道，直接与部分地方负责人联系，绕开党中央的正常程序，企图扩大自身影响。这样的举动，无疑触及了政治安全的底线。

进入10月初，局势更加紧张。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形势严峻而压抑。会上，华国锋发言时语气凝重，据在场者回忆，他的话不长，却直指要害。有人轻声说了一句：“再拖下去，要出大乱子。”另一位同志接话：“该下决心了。”短短几句，折射出当时高层对于形势的判断——斗争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10月6日，中央采取了果断行动，对江青等“四人帮”主要成员实施审查和控制，相关军队、警卫力量迅速就位，行动干净利落。在整个过程中，掌握军权的老一辈革命家与党中央高度协调，严格执行统一命令，防止了更大规模的混乱。这一夜，成为新中国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从结果看，毛泽东晚年放心不下的“第一件未竟之事”，在他去世后不久便得到解决。后人按照他生前多次强调的原则——军队听党指挥、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妥善处理了“四人帮”问题，避免了党和国家在关键节点上遭受更大震荡。可以说，这一大事虽非由他亲手完成，却明显打上了他生前布置与警惕的烙印。

三、海峡那端的遗憾与接力

与“四人帮”相比，另一件让毛泽东牵挂的大事，则要把目光投向东南海面。1949年春夏，渡江战役捷报频传，大势已定之际，中央军委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解放台湾。毛泽东曾提出，要由三野主力担负攻台任务，并由粟裕担任主要指挥，集中优势兵力，做好登陆作战的周密准备。

当时的设想，并非简单地“渡海一冲”，而是要在充分掌握沿海岛屿、加强海空力量的基础上，分阶段实施作战。许多研究者指出，那一轮关于“解放台湾”的筹划，从兵力配置到后勤运输，都已经进入较为细致的论证阶段。如果国际局势不发生重大变化，武力统一的计划很可能会在1950年前后付诸实施。

局面在1950年发生了剧烈变化。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形势骤然紧张。随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外部力量公开介入，使得原本已经在筹备中的攻台行动被迫按下暂停键。新生的共和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抗美援朝和国内恢复上，“先解放台湾、后应对外部威胁”的设想难以坚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对于台湾问题的判断，也渐渐由“短期内通过军事行动解决”，转向“在更长时间尺度下寻求统一”。虽然公开话语中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但在实际决策层面，已经明显考虑到外部力量的长期牵制以及海峡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有意思的是，他晚年谈到这件事时，有时会感叹一句：这件事怕是要留给下一代了。

时间来到1970年代末，新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后，对台湾问题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发展经济、推进改革这些紧迫任务之外，他多次强调，国家统一仍然是新中国必须坚持的根本目标之一，不论遇到怎样的曲折，这一点不能动摇。

1978年3月，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对外关系及港澳台工作。有文献记载，会上明确重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解决台湾问题，是国家长期既定方针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表述，开始在有关文件和讲话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武力统一的方案，并没有被完全排除，但已经不再是唯一选项。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围绕建交问题，中国方面反复强调一个基本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艰难谈判中，中方立场一以贯之，用极大耐心和灵活策略，争取到了有利于长期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环境。

在同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明确提出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的主张。这一举动，标志着新中国对台方针从“以武力解放为主”转向“以和平方式争取统一”的重要调整。说句实在话，这种转变需要很大政治勇气，也需要对局势做出冷静判断。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的多场会见和讲话中，他多次提到台湾问题，语气坚定而又不失灵活。他强调，中国政府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展现诚意和耐心，但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绝不后退。对于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和试探，他反复申明：统一，是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谈到，八十年代中国要办成几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推动实现祖国统一。他提出，不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外交布局上，都要为此创造条件、积累有利因素。这种讲法，相比过去那种以军事行动为主的设想，明显更注重综合国力和长远布局。

从1980年代初开始，大陆方面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善意，表示欢迎台湾同胞以适当方式到大陆探亲、旅游、交流。官方文件中，多次出现“欢迎台湾同胞回家看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等表述。虽然当时两岸之间尚无直接政治谈判机制，但民间和经贸、文化层面的接触正在一点点铺开。

1983年前后，两岸关系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尽管政治分歧依旧存在，但双方在经济信息、文化资料的间接往来上，有了比以往宽松的空间。许多原本断绝几十年的书信联系逐渐恢复，少部分离散家庭开始尝试打听亲人下落，这些细节看似零散，却为后来的突破埋下伏笔。

真正具有标志意义的变化出现在1987年。10月，台湾方面开放岛内居民前往大陆探亲的政策，大量长期分离的家庭迎来了第一次团聚的机会。机场、码头上，人们提着简单行李，跨越海峡，去寻找几乎只存在于照片和记忆中的亲人。对很多普通人而言，这并不是抽象的政治话题，而是一段被中断太久的亲情重新接续。

站在历史的角度回看，毛泽东晚年心中那“第二件未竟之事”，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虽然没有彻底完成，但确实出现了重要的阶段性进展：从军事对峙到强调和平统一，从隔绝状态到一定程度的人员往来，台湾问题逐渐从单一的军事筹划，演变为涉及外交、经济、社会多方面的综合课题。

回到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提问——“有2件事恐怕要让下一代人去完成，现在完成了吗？”答案其实已经隐含在历史进程之中。关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安全、特别是“四人帮”问题，在1976年10月已经得到决定性解决，这一项，可以说是后来的领导集体与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完成的大事。而关于台湾的统一，从1950年代被迫中断的武力计划，到1970年代末以后日益清晰的和平方针，再到198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的缓和迹象，虽然尚未完全实现毛泽东当年的夙愿，却已经走过相当长的一段路程。

这两件事，一件已尘埃落定，写入共和国的政治史；另一件仍在绵长的历史进程中推进，跨越几代人的努力与思考，继续向着既定的方向延伸。对于那位在晚年轻声感叹“要让下一代人去完成”的老人来说，他留下的，既是遗憾，也是清晰而坚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