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李敏搬离中南海，14 年父女时光戛然而止，竟是后妈一句话的 “安排”？

1963年，对李敏而言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她刚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正准备在国防科委院校局的工作岗位上大展拳脚，后妈江青却在此时“关心”起她的生活，提出了一个让她措手不及的难题：“李敏毕业了，孔令华也工作一年了，为了方便他们工作，就让他们搬出中南海吧。”这个“建议”执行得异常迅速。从1949年入住到1963年搬离，14年的中南海时光戛然而止。李敏心中充满了不解与悲伤，她无法理解：“为什么让我和爸爸分开？”

一、中南海的岁月：父女的“玫瑰”与后妈的“屋檐”

1949年5月，在苏联生活了9年的李敏（当时的小名还叫娇娇）被送到了北京香山，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父亲毛泽东。9年的分别，让她的中文已经生疏，叫一声“爸爸”都十分费劲。毛主席笑着说：“我的小外国人，没关系！”他给女儿起了大名“李敏”，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之意。至于为何姓李，毛主席解释说：“和你妹妹一样，爸爸在陕北时曾化名李德胜。”

不久后，李敏跟随父亲搬进了中南海，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后妈江青。据李敏后来回忆，江青第一次见到她时表现得“十分激动”，在她的脸上又亲又咬，看似无比喜欢。但这种“喜欢”并没有拉近两人的距离。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李敏对这位后妈始终保持着距离。毛主席曾劝慰女儿：“你就叫她一声妈妈吧，这有什么的。”但李敏大多数时间还是选择少说话。

在中南海，李敏最快乐的时光是和父亲独处。她成了父亲毛泽东与远在上海的母亲贺子珍之间沟通的桥梁。父女俩之间甚至有一个共同的“暗号”——玫瑰花。

李敏回忆，因为玫瑰的“瑰”与母亲贺子珍的小名“桂圆”的“桂”同音，所以每当父女俩谈到玫瑰花时，便都心领神会。毛主席时常关心贺子珍的近况，有一次，他问李敏：“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他还用手比划着：“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了？还是那么苗条吗？”李敏笑着说：“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是个大水桶。”父女俩听后笑得前俯后仰。毛主席却又认真地说：“不太可能，你妈妈的身材我知道，不会变成大胖子的。”

从1949年到1958年，李敏多次南下看望生病的母亲。毛主席从女儿那里得知贺子珍的病情，总是十分难过，他会抽空为贺子珍寻医找药，还亲笔写信。李敏说，这些信件是母亲的“特效药”，每次母亲病情严重时，只要看到毛主席的信，心情和身体总会好转大半。毛主席对此也深知：“你妈妈的病我知道，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她的病。”

贺子珍这位从长征中走出来的女红军，虽然与毛主席分开了，但心中始终牵挂着他。据李敏说，自从母亲得知父亲和江青分居的消息后，对江青的态度立刻变了。贺子珍常常嘱咐李敏：“其实你爸爸也是孤寂的，你要多体贴他。”

1958年，李敏有了男朋友孔令华（孔从洲将军之子），毛主席亲自“面试”，当即同意了这门亲事。1959年，毛主席在中南海为女儿主持了婚礼，遗憾的是贺子珍未能到场。两年后，李敏生下儿子，毛主席博览群书，为外孙取名“孔继宁”。有了外孙，毛主席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李敏原以为这样温馨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却未曾想，一场风波正悄然来临。

二、一张“搬迁令”：毕业的“难题”与无奈的告别

1963年，李敏大学毕业，丈夫孔令华也已在北京航空学院任教一年。这个小家庭正朝着独立、自立的方向发展。然而，江青却在此时以“锻炼”为名，提出了让他们搬出中南海的“建议”。江青的理由是：“我觉得李敏缺乏独自生活的能力，出去锻炼锻炼也好，相信李敏会明白我的苦心。”

这个理由在李敏听来是多么的苍白。她和孔令华都有了工作和工资，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甚至支付保姆的费用，不再需要父亲的补贴。她所眷恋的，不过是能时常见到父亲，享受那份来之不易的亲情。

但“搬迁”的命令执行得毫不拖沓。不久，办公厅分管机关事务的负责人把李敏叫到了办公室。一向称呼李敏“叔叔”的这位负责人，一反常态地笑着说：“李敏同志，你和孔令华都已经走入社会，按照有关规定， 你们需要搬离中南海，到外面锻炼锻炼。”

“同志？”这个称谓让李敏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她诧异地说：“这样不合适吧，我可是叫了您多年的叔叔啊。”但对方只是笑着坚持“叫同志吧”。李敏明白，一切已成定局。她冷静地问：“房子在哪？”

“不远，在兵马司胡同。”

虽然距离不远，但李敏知道，中南海的红墙一旦隔开，再想见父亲一面，就难了。搬家不是一件小事，李敏和孔令华都要上班，孩子谁来照顾？无奈之下，李敏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想起了父亲多次说过的话：“你妈妈在上海很孤单，可以让孔继宁去上海陪陪他外婆。”于是，李敏决定先把儿子孔继宁送到上海母亲贺子珍那里，之后再送到沈阳的公公家。

不久，李敏和孔令华一起，拉着一辆木板车，把全部家当打包好，一步一步地拉离了中南海。临走时，保安亭的警卫收走了她的出入证。李敏知道，出入证一交，她就再也不是这里的“家人”了。如果门卫换了人，甚至都不会有人认识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

在这里生活了14年，最后竟是以这种方式和父亲分别。李敏心中充满了委屈和不舍。

毛主席日理万机，一开始并不知道女儿已经搬走。直到几天后回家，才发现李敏不在了。当他得知女儿已经搬去兵马司胡同后，他悲痛地说：“何必非要搬走呢！”此时的毛主席，正为中苏谈判破裂、国家大事而眉头紧锁，女儿的离开，无疑又增添了他内心的孤寂。

三、咫尺天涯：胡同里的新生活与最后的遗憾

搬到兵马司胡同后，李敏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她学会了生火、做饭、炒菜。半个月后，李敏才第一次回到中南海看望父亲。

毛主席对女儿很是思念。李敏兴奋地向父亲“汇报”自己的成长：“爸爸，我在胡同里生活，学会了不少呢。我也学会了做饭，还有生火，我做的饭，孔令华都喜欢吃。”

毛主席笑着说：“那真的比你的妈妈强多了。”他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当年在井冈山时贺子珍的往事。战士们打了一只燕子，让贺子珍熬汤，结果贺子珍不会做，索性把整只燕子扔在锅里。最后朱德去吃饭，从锅里掏出来一碗碗的燕子毛。父女俩又一次开怀大笑。李敏也笑着为母亲“正名”：“现在妈妈的手艺也了不得，她学会了做好多好吃的。”

这也许是李敏婚后和父亲最快乐的一次谈心。同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0岁生日。他向来不喜过生日，但这次却特意把李敏、孔令华、王海容等人叫到中南海，办了一次小小的家宴。李敏没有想到，此后，随着政治风波越发诡谲，她想见到父亲一面，变得难上加难，尤其是进入70年代。

1971年，李敏有了二胎。她好不容易去了一趟中南海，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当时全国经济都不好，李敏担心养不起，甚至做了几次人流。毛主席得知后，坚持让她生下来：“听说你做了几次人流，不要再做了，生下来吧。和孩子有什么关系呢？生下来吧，养不起，爸爸可以从稿费中拿些帮你。”

1972年，李敏的第二个孩子在上海出生，是个女孩。贺子珍作为外婆，享受着天伦之乐。李敏把女儿的照片寄到北京，想请父亲起个名字。

当时毛主席刚刚大病一场，感冒未愈，正披着睡衣在办公室工作。看到外孙女的照片，他马上来了兴致。他无意间看到烟灰缸上的梅花图案，想到了自己几年前创作的《咏梅》词，其中有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他决定用“梅”字，又从自己的名字“毛泽东”中摘取一个“东”字，给外孙女取名“孔东梅”。

李敏和贺子珍对这个名字都极其满意。但遗憾的是，在毛主席生命中最后几年的时光里，他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个与他长得极像（甚至下巴也有一颗痣）的外孙女。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李敏后来回忆说：“在父亲去世前那些日子，我只见过他三面，现在回想起来满满的遗憾。”

父亲走后，李敏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陪伴母亲贺子珍。1979年，贺子珍被增补为政协委员，李敏陪着母亲来到北京，去了天安门，去了毛主席纪念堂。在毛主席的大理石坐像前，贺子珍敬献了花圈，上面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这是她时隔多年，与毛主席的“最后一面”。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

如今，李敏也步入了老年。她依旧保持着朴素整洁的习惯，文质彬彬，既像母亲贺子珍，也像父亲毛泽东。特殊的环境给予了她特殊的经历，但她始终记得父亲的教诲：“从小培养热爱祖国，热爱亲人，独立思想的好品质。我永远想念我的父亲毛泽东。”

参考文献

《我的父亲毛泽东》 《贺子珍的路》 《红镜头中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