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一罚十，成暴利生意？

每天晚上，七七都会在线连麦直播，主题都与“打假”相关。多的时候有几百人在线围观，这些人都在关注“有缺陷的商品”“购买后如何起诉商家”以及“能获得多少赔偿”。在七七晒出的截图中，有不少人称呼她为“师傅”，并向她反馈，哪些商家主动赔偿5倍或者几万元。

七七晒出的办公环境中，货架上堆满了网购的商品，墙上还挂着一面锦旗，锦旗上写有“十倍赔偿显公道，专业维权暖人心”。有人在评论区高度概括了她所做的业务：每天起诉、拿钱。

近年来，不少职业打假人利用消费者对假货的深恶痛绝以及法律对假货的严厉打击，找到了“商机”。打假不仅可以假一赔三甚至假一赔十，还能做账号、赚流量和直播带货，最终实现收徒、卖课，俨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打假行为引发了不少争议，逐渐被平台和相关部门关注到。

近期，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更新和升级新规，重点针对部分发布不实信息蹭热、炒作，或批量发布同质低质内容的“打假”“测评”“揭黑”账号，若创作者发布内容引发广泛质疑或多条因涉嫌侵权被举报下架，同时存在上述商业变现行为，则其账号将被列为“争议账号”。

已有不少打假博主因不实打假陷入争议，甚至因诈骗等罪名身陷囹圄，市场上也有企业因被不实打假而陷入巨大的经营困境。但也有打假人士表示，互联网时代，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对打假活动要支持。当打假成为职业，甚至打假是为了带货，该如何监管？

“被打假”的漫长博弈

有机农业企业彩虹星球经历了一场持续两年多的“打假”官司。

彩虹星球成立于2015年，创始人王来库有了孩子后关注到江浙沪一带儿童尿检抗生素呈阳性，随即成立彩虹星球，希望通过提供经检测合格的食材来“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也保护更多人的孩子”，企业年销售额一度达到3亿元。

自2022年10月开始，彩虹星球遭遇职业打假人王海打假，王海曾表示彩虹星球多款产品存在“农残”“假有机”等问题，不少打假博主随后跟风而来。2023年5月，彩虹星球对王海进行起诉。

2024年12月，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彩虹星球起诉王海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一审判决。一审法院认为，王海作为公众人物，不应在未经政府职能部门参与检查并作出认定的情况下擅自在网络上对原告相关产品进行评价。判决称，王海应删除微博、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账户中发布的侵害彩虹星球名誉的全部图文、视频，并在上述账号连续三日向彩虹星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发布恢复名誉的声明。

一审后，彩虹星球和王海均不服判决，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中，关于“打假”是否有据方面，二审判决认为：王海就彩虹公司销售“假有机”产品向相关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但多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后，均未认定彩虹公司所销售的有机产品为“假有机产品”，王海并无确凿证据证明彩虹公司销售的有机产品为假有机产品。

法院还认为，王海称其只是认为彩虹公司销售的是“假有机”产品，但属产品合格，在王海的言论中却又说到“造假”“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违法行为”“每一个产品都在骗人”，可认定为王海的言论属于歪曲事实，其行为造成彩虹公司所销售的产品声誉受到损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认定，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彩虹星球营销合伙人朱辉回忆起过往被打假的几年，表示进入了“创业以来最至暗的时刻”。

部分网友冲击彩虹星球直播间。图/受访者提供

朱辉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被打假时，退货的订单像雪花一样飞来，合作的主播避之不及，多年积累的品牌信誉瞬间崩塌，整个团队陷入了极度的无力感。因此，二审时，彩虹星球主张王海赔偿其经济损失500万元。

而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一个企业的销售额下滑系多方因素导致，彩虹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公司的经济损失完全系王海的言论造成。而王海作为舆论监督，其质疑彩虹公司消费合作社、社会企业模式以及有机产品等并非完全出于私利，且彩虹公司亦存在宣传违法被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罚，故一审法院酌情判令王海向彩虹公司赔偿50000元并无不当，驳回了彩虹星球要求王海赔偿经济损失500万元的诉求。

而王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目前已经对该案申请再审，坚持认为“没有歪曲事实，没有侮辱彩虹公司”。他认为，针对彩虹星球的每一个揭露都是有依据的，并且进行了合理监督。

这场已持续近三年的打假行动还未结束。朱辉提到，当下公司的业务逐渐恢复，但营业额与此前相去甚远。“没人会去计算两年里企业到底损失了多少真金白银。”朱辉感慨，“赢了官司，输了市场。”

2025年10月21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到彩虹星球审计。图/受访者提供

打假与“假打”

食品商家高涵正在经历一场打假行动。“先毁掉再验证。”她这样总结。

高涵提到，现在一些职业打假和测评博主已经成为“枪手”，有些博主为了利益，拿了竞品的钱博取流量，这成了惯用套路。问题在于这些打假行为背后的逻辑禁不住推敲。

以她所在细分领域来看，不少博主会以食品的团体标准为参照，打假高涵所在品牌。但现实情况是，整个行业分为国标和团标两个标准。目前，高涵团队以国标为标准制作产品，但不少消费者听说未参照团标后，就会质疑产品。

“消费者很有可能就不再信任品牌，随后竞争对手花点钱雇水军就可以让该品牌上热搜，在负面舆情变大后，消费者开始退货，最终销售额在短时间内就掉下去了，这些内容不需要严谨的证据链，不需要权威机构的复检，只要一张看似惊悚的检测报告加上几个煽动性的标题。”朱辉表示，企业要想自证清白，却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走法律程序。

亲身经历打假官司的法律从业者王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职业打假曾经被视为“市场啄木鸟”，如今似乎变了味，流量裹挟着利益。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统计，仅2023年就监测到2.4万个“职业索赔人”发起了73万件索赔投诉，其中以食品为由的恶意投诉高达22万起。“庞大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被骚扰得苦不堪言的商家，以及被严重浪费的行政和司法资源。”王凡提道，现在的职业打假早就不是当初单枪匹马对抗不良商家的孤勇者叙事了。在利益的驱使下，打着打假旗号的团队已经异化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碰瓷生意”。

王海也表示，现在打假行业鱼龙混杂，确实存在着“假打”情况。“这往往不是打假，而是作假。”

上海光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涂攀跃近年来专注处理打假案件。他发现很多所谓打假博主背后都有专门的公司在运作。“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桌子上堆着厚厚的起诉状和传票，一群人哪怕对法律一知半解，只要按照公司给的‘剧本’去操作就能把打假变成流水线作业。这些人还会通过短视频等内容平台收徒，教大家做类似的事情。”

涂攀跃提到，很多打假公司内部有着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选品下单，有人负责撰写投诉材料，有人负责跟商家谈判要钱，他们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着“维权案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搞钱”。

“他们根本不关心产品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关心的是能不能搞到钱、能不能赚到流量。有打假人专门盯着新广告法里的极限词，有人则盯着标签上的瑕疵，还有人则干脆自己制造问题再去索赔，利用商家‘花钱消灾’的心理把维权变成了敲诈勒索的工具，只要能把事情闹大、只要能给商家制造足够的麻烦，商家就不得不低头给钱。”王凡表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风气正在向校园蔓延。朱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遭遇打假，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名大学生参与其中，在不少有影响力的博主唆使下购买相关产品，最终试图申请假一赔三，甚至索赔更多。

“有些学生把‘打假’当成一种赚快钱的手段，被所谓‘打假培训班’忽悠，以为掌握了几个法条就能轻松月入过万，实际上往往沦为背后操盘手的炮灰。一旦遇到硬茬或者涉嫌敲诈勒索的法律风险，很可能给自己惹一身麻烦。”朱辉表示，当时他们劝阻了这名下单几千元的大学生，最终给这名学生退了款，并未追究其责任。

打假背后的“黑箱”

在打假过程中，打假人拿出的检测报告是杀伤力最大的武器。朱辉提到，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盖着红章、写满化学数据”的报告天然具有一种不可置疑的权威性。只要博主拿出一张写着“检出农残”或者“成分不符”的报告，大家就会本能地感到恐慌，进而对品牌产生信任危机。

在彩虹星球与王海的诉讼中，检测报告结果是否有效也成为争议点。二审判决书中提到，多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后，均未认定彩虹公司所销售的有机产品为“假有机产品”。

王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在提交的再审申请中提到：多家市场监管局仅按照普通食品检测标准对有机食品进行了合格与否的判定，并不是真假有机的认定。他认为，自己打假的有更高要求的有机产品绝对不能含有化学农残，而且他对揭露的每一款有机产品均进行了大量的检测，反复验证有机产品含有化学农残，尽到了合理核实的义务，没有凭空捏造彩虹公司产品是“假有机产品”。

检测标准的差异造就了打假背后的“黑箱”。浙江晓德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文明认为，若测评人（打假人）在缺乏专业机构资质检测报告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通过片面取样、篡改测试条件等不公手段贬低竞争对手，将直接侵害品牌方的名誉权（商誉）；若能证明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排挤竞品、推广自有及关联产品的故意，则进一步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禁止的商业诋毁行为。

但王海认为，很多食品成分的检测机构本身并无有力资质，检测方式方法也不透明。因此，在检测结果方面，企业容易“用话术造成优势”。打假，很多时候也要针对该类行为。

王凡表示，除了伪造数据，通过话术诱导也是一些不实打假人常用的手段。“在一些流量博主嘴里，只要检出一点点微量的成分就能被放大成‘剧毒致癌’，利用消费者对化学物质的恐惧心理故意隐瞒国家标准中允许的残留限值，不明真相的消费者自然会恐慌。”

“这种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操纵舆论的做法极具欺骗性。普通人很难去深究复杂的国家标准，也很难分辨检测机构的资质真伪。”朱辉提道。

陈文明指出，真正的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以前法院对于职业打假人往往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其能净化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判例开始对恶意索赔说“不”，特别是在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中，如果打假人无法证明产品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仅仅是抓着标签瑕疵或者通过构陷的方式来索赔，很难再得到法院的支持。

陈文明认为：“平台作为第一道防线，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识别恶意举报、建立举报人信用评级体系，并与行政机关的‘异常名录’互通信息，从而对高频、低成功率举报进行精准限制。”

此外，平台治理与法律打击的协同配合至关重要。

抖音近期发布的新规明确将“违规蹭热点”列为重点治理对象，对于为了博取流量而恶意制造对立、歪曲事实的行为，陈文明强调：“平台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系列动作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打假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是违法的护身符。”

（文中高涵、王凡为化名）

发于2026.1.12总第1220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不实打假，维权还是“围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