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周副主席明天上午十点会去南京路邮局接头，务必当场抓捕！」
1930年7月，上海。国民党调查科办公室里，24岁的女秘书安娥翻开一份绝密电令，上面盖着蒋介石的印章。她手指停在纸上。
她必须在今晚把消息送出去，否则这位重要领导人明天就会落入陷阱。
01
1920年秋。
河北获鹿县范谭村，张家大院。
15岁的张式沅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一张退学通知书。她父亲张良弼坐在太师椅上，脸色铁青。
「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张良弼尽量压下嗓门。
「我知道。」张式沅抬起头，「秋校长禁止我们读进步书籍，不许谈国事，不许参加集会。」她抬高声音，「她把学生当犯人，我们为什么要忍？」
「所以你就带头罢课？」
「是。」
张良弼盯着女儿倔强的眼神，沉默片刻，叹了口气。他是清末留学日本归来的教育家，在保定办过实业学校，见过新世界。
「收拾东西，跟我去北京。」
张式沅跟着父亲去了北京，从此再没回过范谭村那个大宅院。
1923年，她考进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校里有一批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他们读《新青年》，谈马克思主义，走上街头参加反帝游行。
同系的邓鹤皋比她大三岁，已是地下党员。下课后，他总拉着张式沅讨论时局，讲工人运动，讲苏联的事。
1925年初的一个傍晚，两人在校园后山散步。邓鹤皋突然停下脚步，「你想过入党吗？」
张式沅想了想，「可那是要杀头的。」
「对。」
「可是不杀头，我们就得一辈子受罪。与其受罪，不如杀头。」
1925年，20岁的张式沅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给她取了个名字——安娥。
02
1926年冬天，大连。
这座自1905年起就被日本租借的海港城市，码头工人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只为挣几个铜板糊口。
安娥和丈夫邓鹤皋住在黑石礁附近的一间小屋里。邓鹤皋是大连地委书记，安娥协助他开展女工运动。
每天凌晨三点，码头上就响起劳动号子。渔船归来，女工们赤脚站在冰冷的海水里挑拣渔获。她们的手被海水泡得肿胀开裂，却只能挣到几个铜板。
安娥穿着粗布衣裳，蹲在鱼摊前跟女工搭话。
「大姐，这鱼多少钱一斤？」
「三个铜板。」
「您起这么早，一天能挣多少？」
女工抬起头，脸上满是疲惫，「好的时候十来个铜板，不好的时候空手回去。」
「那够一家人吃饭吗？」
女工苦笑，「哪够。家里三个娃，老大八岁，老二六岁，老三才三岁，都等着张嘴吃饭。」
安娥把这些见闻记在心里。那晚回到小屋，煤油灯下，安娥对邓鹤皋说，「我想办个识字班。」
邓鹤皋放下手里的书，「太危险了。大连到处是日本宪兵和军阀眼线，一旦暴露……」
「不认字，她们永远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
一个月后，识字班在海边一座废弃的龙王庙里开张了。每晚七点，十几个女工悄悄摸进来。
安娥教女工识字，也给她们讲苏联工人不受欺压的事，讲那里的工人能当家做主。
1927年初，地委一名同志被日本宪兵抓走。三天后，两个秘密联络点被端。
组织决定让安娥撤离，前往莫斯科学习。
临行前，邓鹤皋送她到码头。
「到苏联好好学习，学成回来我们一起干革命。」
安娥点点头。她没想到，邓鹤皋在她离开两个月后被捕，从此再无音讯。
03
1927年。
安娥坐在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轮船上，离开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轮船在上海停靠。一个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走到安娥面前，低声说出暗号，带她下了船。
房门打开，里面坐着一个清瘦的中年男人。
「周副主席。」安娥认出了他。
周恩来站起身，「你要去莫斯科了，我有几句话交代。」
「您请讲。」
「到了苏联，要留心观察他们的工人制度，看看跟我们这里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建设新中国，需要了解别人是怎么做的。」
莫斯科中山大学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安娥学习勤奋，理论考试次次第一，俄语口语流利，翻译准确。
1928年3月，同学郑家康找到她。
「安娥，有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去？」
「什么机会？」
「苏联国家保卫总局需要懂中文的助手，我推荐了你。」
安娥愣了一下，「保卫总局？」
「对，做情报工作。」郑家康凑近她，「这活儿危险，随时可能送命，但对革命很重要。」
安娥说，「我去。」
保卫总局东方部的办公楼在莫斯科郊外。安娥被分配到中国局，担任首长的助手，主要负责整理资料和笔译工作。
第一堂课，教官在黑板上写了四个问题：从海量信息中筛选有价值内容，判断情报真伪，在敌人眼皮底下传递消息，被怀疑时如何应对。
每一项技能都需要反复训练。安娥学习如何记忆长串数字和文字，学习如何在紧张状态下保持冷静，学习如何编造无懈可击的身份故事。
心理训练最难。教官告诉她，「情报工作最大的敌人不是敌人，是你自己的恐惧。你要学会在任何情况下控制情绪，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露出破绽。」
安娥经历了无数次模拟审讯。教官扮演敌人，用各种手段逼问她。起初她会紧张，会不自觉地回避目光，会说话结巴。
「不行，重来。被审讯的人越是心虚，越要表现得理直气壮。」
练了整整三个月，经历上百次模拟审讯，安娥学会了在压力下保持镇定。
1929年，她接到调令——回国，前往上海工作。
04
1929年11月，上海。
安娥穿着蓝布大褂，提着一只小皮箱，走进北四川路永安坊的一间亭子间。房间很小，墙皮剥落，窗户透风。
房东太太问，「姑娘，一个人住？」
「对。」
「做什么工作？」
「在学校教书。」
「哪个学校？」
「新华艺专。」
这是她的新身份。安娥在新华艺专讲社会意识学。她的真实任务是接头，等待进一步指示。
第三天晚上八点，有人敲门。
安娥打开门，门外站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戴着眼镜。
「张小姐？我姓陈。」
安娥让他进屋。
陈赓坐下，「组织决定派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国民党调查科。」
安娥问，「具体做什么？」
「当秘书。」陈赓递给她一张照片，「这个人叫杨登瀛，调查科驻沪特派员。他是我们的人，需要个助手帮他筛选情报。必须聪明、谨慎、靠得住。」
安娥接过照片看了看。
「我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我安排你们见面。」陈赓站起身，「从现在起，你不认识我，只认识杨登瀛。」
第二天晚上，安娥换上一身紫罗兰色的露臂西服，化了淡妆，来到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
杨登瀛已经在那等着，站起身伸出手，「张小姐。」
「杨先生客气了。」
两人坐下来。
「我的办公室在四马路，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处理文件。你需要帮我整理这些材料，挑出有价值的抄送给……你知道该送给谁。」
「明白。」
「调查科的人很谨慎，你要有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来当我的秘书。」
「我会说自己留俄回来找不到工作，通过朋友介绍来帮忙。」
「很好。」杨登瀛端起咖啡杯，「这活儿危险，一旦暴露，咱俩都得死。」
「我知道。」
「那就明天见。」
05
调查科的办公室在一栋三层小楼里，门口站着持枪的卫兵。
安娥跟在杨登瀛身后，碰到人就点头打招呼。
「老杨，这位是？」一个瘦高个拦住他们。
「我新请的秘书，张小姐。帮我整理文件。」杨登瀛说。
「哟，留洋回来的？」瘦高个盯着安娥。
安娥说，「在莫斯科待了两年，学了点俄文。回国找不到合适工作，正好杨先生需要人手。」
「俄文好啊，以后有苏联的情报可以请你翻译。」
「乐意效劳。」
瘦高个让开了路。
杨登瀛的办公室在二楼，桌上堆着文件。
「每天下午会送来各地情报，你帮我分类、摘要，重要的单独列出来。」
「我明白了。」
第一天下午，安娥处理了三十多份情报。密探报告、截获信件、线人口供，各种都有。她边看边记关键内容。
下午五点，她离开调查科，先往南走了两条街，在一家百货店转了一圈，又拐进弄堂，确认身后没人，才走进那家布店。
安娥拿起一块蓝布，「这块布多少钱一尺？」
老板娘回答，「三毛五。」
暗号对上了。
老板娘领她进后院，陈赓已经在那里等着。
「怎么样？」
「还顺利，有三条重要情报。」安娥复述，「第一，租界巡捕房后天凌晨搜查虹口四川北路一处地下印刷厂。第二，有人举报法租界霞飞路某住所藏匿我方同志。第三，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三天后从南京调往济南。」
陈赓快速记录，「很好。以后每天这个时间，在这里碰头。记住，不要带任何纸条出来，全靠记忆。」
「明白。」
安娥的双重生活从这天开始。
白天，她是调查科的秘书张小姐，在敌人心脏里进进出出。晚上，她回到亭子间，把情报传递出去。
她必须记住自己在两个世界里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确保没有矛盾。
有一次，调查科来了个新同事，闲聊时问，「张小姐在莫斯科住哪个区？」
安娥毫不犹豫地回答，「列宁大街附近，离红场不远。那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听说莫斯科冬天很冷？」
「零下二十几度，不穿大衣出不了门。」
「你在那边学什么？」
「美术和俄文。本来想多待几年，家里出了事，只好回来。」
对方点点头，转身走了。
06
1929年冬，组织交给安娥另一个任务——争取左翼文化人。
田汉是上海文艺界名人，留学日本归来，办戏剧学校，写过很多剧本。思想进步，但不是党员。
南国社的朋友左明带安娥去见田汉。
那天田汉在排练厅改剧本，安娥走进来。
「您就是田先生？」
「你是……」
「我叫张瑛，听左明说您在编剧本，想来学习学习。」
田汉站起来，「请坐。你对戏剧有兴趣？」
「有一点。我在莫斯科时看过一些苏联的话剧，很受触动。」
「哦？你去过苏联？」田汉放下笔，「讲讲那边的事？」
安娥讲莫斯科的剧院，讲苏联戏剧怎么反映工人生活，怎么表现革命。田汉一边听一边点头。
「张小姐，你不仅看戏，还写东西吗？」
「写一点。」安娥拿出自己在莫斯科写的长篇小说《莫斯科》，「这是我记录留学生活的，写得很粗糙。」
田汉接过来翻了几页，「这哪粗糙？写得真实！能发表在《南国月刊》上吗？」
「如果您觉得可以……」
「当然可以！」
《莫斯科》在《南国月刊》连载后引起反响。
此后安娥每周都去南国社两三次。她和田汉常讨论文学、戏剧、时局。
1930年春的一个下午，排练结束后，田汉问她，「张瑛，你相信共产主义吗？」
「我相信人人平等，相信劳动者应该过上好日子。」
「但共产党现在处境很艰难……」
「越艰难越需要有人坚持。」安娥看着他，「您不也在坚持？您的戏，您的文章，不都是为劳苦大众发声？」
1930年6月，南国社演出话剧《卡门》，被当局指为"宣传赤化"，剧社被查封。田汉不能公开露面，只好隐居江湾。安娥常去看他，送书，送消息，陪他讨论时局。
有一次，田汉突然问她，「张瑛，你到底是什么人？」
「什么意思？」
「我总觉得你不只是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安娥说，「我只是个想做事的普通人。」
田汉没再追问。
1931年，田汉以发起人身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他写的剧本《梅雨》里，那个领导工人斗争的知识女青年，原型就是安娥。
安娥完成了争取田汉的任务。但她没想到，两个人的关系会发展成另一种方向。
田汉被安娥的才华和精神吸引，安娥也被田汉的创作热情打动。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一起讨论，感情逐渐升温。
1931年夏，安娥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面临艰难的选择。田汉已经有未婚妻林维中，而她有情报工作在身，不可能公开这段关系。
安娥生下了孩子，取名田大畏。但她无法照顾孩子，只能把孩子寄养在朋友郑君里家里。
07
1930年7月的一天下午，安娥像往常一样来到调查科。
杨登瀛的办公桌上堆着新送来的文件。安娥逐份查看，翻到一份绝密电令，上面盖着蒋介石的印章。
电令只有几行字。
「据黄第洪报告，周恩来明日上午十时将在南京路邮局接头。着杨登瀛立即派员前往，务必当场抓捕。」
安娥手指停在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