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民国时期的“老三军”,那可是一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这支由云南子弟组成的军队,从护国烽火中走来,在抗战硝烟中谱写悲壮,用鲜血和忠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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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从1915年说起。那一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云南,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建护国军讨伐袁世凯。12月25日,护国第二军正式成立,李烈钧担任总司令。
这支部队刚成立时条件艰苦得很——武器陈旧,兵力不足4000人。但就是这么一支“穷部队”,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们兵分两路:张开儒率第一梯团,方声涛率第二梯团,1916年初挥师东进,直指两广。
有趣的是,他们在广东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对手——广东都督龙济光。这位都督居然是云南土司后人!因为护国军击败了他的哥哥龙觐光,龙济光怀恨在心,对滇军打击报复。不过正义之师终究得道多助,滇军最终击败了龙济光。
袁世凯死后,护国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但滇军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李烈钧离开后,张开儒当了三师师长,留在了粤北,方声涛为第四师师长驻守广州,开启了“驻粤滇军”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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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支队伍里,有个年轻人值得特别一提——朱培德。1909年,21岁的朱培德考入新成立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他在滇军从基层干起,1910年成了同盟会,从此一生追随革命事业。
1915年护国战争爆发时,朱培德已是云南护国军第7团2营营长,他率部加入李烈钧的第二军。这位年轻的云南军官不会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这支军队的灵魂人物。
1917年至1927年,滇军在广东度过了整整十年,这段历史可谓波澜壮阔。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掀起护法运动。驻粤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率先表态支持孙中山,这触怒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和滇系军阀唐继尧。他们联手解除张开儒的兵权,改任李根源为总司令。
李根源在韶关办了两期讲武堂,培养了不少军事人才,驻粤滇军的影响迅速扩大。但好景不长事情起了变化,1918年5月后,滇、桂两派为控制权彻底反目。李根源与桂系合作,引起唐继尧不满,双方在人事任命上明争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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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内斗最终导致武装冲突,经协商后才暂时平息。但大家已经分裂——李根源率部进入海南,改称“海疆军”;另一部分则由刚从牢狱出来的张开儒接手,改称“护法滇军”。
1920年,孙中山发动“驱桂战争”,李根源的部队被击溃,残部交张鉴桂接管。张开儒试图整顿这支滇军。可惜粤军军阀陈炯明既恨滇军助桂为虐,又担心其壮大,突然袭击将滇军包围缴械。第一次驻粤滇军的历史就这样悲凉地画上了句号。
但云南子弟兵没有就此消失。1922年3月,顾品珍留下的五个旅由张开儒带着去了广西。恰逢陈炯明叛变,他们响应号召,推举杨希闵为代理总司令,回师驱逐陈炯明。
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时,他最倚重的就是这1.5万滇军。滇军先后粉碎了沈鸿英和陈炯明,为革命政府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杨希闵成了滇军驻粤时期最显赫的人物,手下有13个总司令之多。可惜权力使人腐化,实力强大后,杨希闵态度大变,消极作战、抢占地盘,甚至密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1925年,广州政府免去杨希闵职务,他狗急跳墙发动叛乱,最终被各路革命军围剿。第二批驻粤滇军也以悲剧收场,活着的去了朱培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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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滇军浮沉粤地的十年间,朱培德部始终表现出色。他先后担任旅长、代理师长、广州警备司令。1923年收复广州后,孙将其部队改称大本营拱卫军。
1925年8月,广州各军成了国民革命军,朱培德的建国第一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这就是“老三军”正式名称的由来。部队收敛了滇籍官兵,扩编为第7、8、9三个师,长官王钧、朱世贵和朱培德(兼任)。
1926年7月9日,北伐。朱培德坐上了赣西一路总指挥,和第三军去打孙传芳。仗打得太惨烈了,全军打得仅剩3000余人!但正是这样的血战,锻造了这支军队的铁血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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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伐战争锤炼了“老三军”的筋骨,那么抗日战争则考验了他们的灵魂。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三军”是最早开赴华北抗战的部队之一。在河北满城、高碑店的初战中,他们就牺牲了第一位高级将领——21旅少将副旅长兼41团团长尉迟毓鸣。这位云南新平汉子,成了“老三军”抗战牺牲将领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
1937年10月,军长曾万钟率领第三军参加山西娘子关保卫战,获得了“旧关杀敌”的崇高声誉。随后部队转入太行山,与八路军129师配合展开游击战,创造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典范。
1938年7月,为封锁通往陕西、山西的咽喉要道中条山,曾万钟率第五集团军(主力是第三军)和刘茂恩的第十四集团军留守。在接下来近3年时间里,他们先后13次击退日寇的大规模进攻,牢牢守住了这道西北屏障。
日军将中条山视为心腹大患,经过长时间准备,于1941年5月发动代号“中原会战”的第14次大规模进攻。这次他们集中了数倍于我的兵力,重点打击那支“保持不败”的第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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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第三军的军长已换成了唐淮源——一位云南江川汉子,他手下有三个师:李世龙的第7师、寸性奇的第12师,以及配属的公秉藩第34师。
1941年5月7日,战斗打响了。日军攻势凶猛,仅一天就攻破7师涧底河阵地。唐淮源派出预备队支援,经过血战夺回阵地。但日军很快兵分两路,一路扑向7师阵地,一路直取军指挥部所在地唐回。
唐回守军空虚,很快失守。日军占领唐回后,又向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发起攻击。危急时刻,唐淮源亲率预备队向日军尾部追击,解了总司令之围。
但随着日军加强攻势,国军形势急转直下。5月9日,日军封死了南渡黄河的所有渡口,而唐淮源对此并不知情。5月10日晨,部队在向渡口转移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才得知退路已断。
为缩小目标,唐要求各团分道突围。5月11日晚,突围部队全部被日军截回。5月12日,部队伤亡惨重,但仍在唐军长号召下坚持抵抗。中午,大股日军压来,双方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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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绝境的唐淮源,为不当俘虏,在支开卫士后举枪自戕,壮烈殉国。他在遗书中写道:“余身受国恩,委以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
唐淮源牺牲的消息传到12师指挥部时,师长寸性奇正在前线指挥。这位云南腾冲汉子没有流泪,反而自豪地说:“我们云南人为国争光了!”他缠裹好胸前的伤口,继续指挥战斗。
5月13日晚,日军炮火击中12师指挥部,寸性奇右腿被炸断。重伤之下,他担心自己成为部队累赘,毅然拔出腰刀自尽,追随军长而去。临终前,他对部下说:“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
两位将军的牺牲,激励着第三军将士继续战斗。第7师在师长李世龙带领下大部突出重围;第12师余部在副师长杨玉昆率领下也突破包围。只有配属的第34师师长公秉藩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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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一役,“老三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除了军长唐淮源、师长寸性奇,还有第36团团长黄仙谷、第34团副团长潘尔伯等数千官兵血洒疆场。但这支军队也创造了辉煌战绩——苦战三年,以劣势兵力拖住日军数十万精锐,毙伤日军超过3万人,其中将校级军官就有6人。
中条山战役后,“老三军”的建制并未消失。第五集团军参谋长周体仁继任军长,率领余部南移汉中,担负起守卫陪都重庆北大门的重任。
这支部队从1915年护国战争走来,经历了护法运动、北伐战争,最终在抗日战场上绽放出最壮烈的光芒。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滇军精神”——公忠体国、不畏强敌、舍生取义。
今天,当我们在历史书中读到“老三军”的故事时,不应只看到番号和战役,更应记住那些有名和无名的云南子弟。他们从红土高原来到黄河岸边,把鲜血洒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只为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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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军队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精神,不会因为时间而褪色;有些牺牲,应当被世代铭记。滇魂铸就的铁血雄师,永远是中国抗战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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