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项英为何喜形于色地留下，陈毅：他的想法让人哭笑不得

1935年，毛主席带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看着衣衫褴褛却眼神坚毅的战士们，他掷地有声地宣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这句响彻历史的论断，定格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但其实，在主力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同时，中央苏区的崇山峻岭间，一场九死一生的留守之战，正由项英与陈毅两位革命者并肩扛起。

1934年的秋天，中央苏区的空气里弥漫着前所未有的紧张。蒋介石调集50余万大军，带着德国顾问量身打造的“堡垒战术”，将苏区围得密不透风。

博古与李德的“硬碰硬”打法，让红军在广昌战役中付出数千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苏区地盘一天天萎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撤离，成了迫不得已的选择。

主力红军要走，可苏区总得有人留下啊。这个任务，简直就是虎口拔牙：留下来的人，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要在敌人的“清剿”铁蹄下保住革命火种。

经过反复斟酌，中央将这副重担，压在了项英和陈毅的肩上。

当时的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区威望极高。这位工人出身的革命者，长期扎根群众，搞工运、建政权，样样得心应手。在他看来，留守苏区不是绝境，反而是机遇。

而陈毅，正躺在瑞金国家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得。几个月前，他在兴国前线检查工事时，一枚炮弹在身边爆炸，弹片击碎了坐骨。高烧不退的他，听着窗外越来越近的炮声，心里比谁都清楚：苏区的局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博古专程来到医院，握着陈毅的手说明来意。中央原本想抬着他一起长征，可思来想去，江西地面上没人比他更懂游击战术，而项英恰恰缺了这门本事。

“留下来帮项英一把吧。”博古的话音刚落，陈毅苦笑一声，点头应允。他知道，这一留，就是九死一生。

接到留守命令的时候，两人的反应截然不同。项英喜形于色，脸上的兴奋藏都藏不住；陈毅则心头一沉，半晌说不出话来。

项英的乐观，源于他对局势的误判。他觉得，主力红军往西走，蒋介石肯定会带着大军穷追不舍，苏区的压力自然会减轻。只要守住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办军校、建兵工厂，等主力打了胜仗回来，苏区不仅能恢复，说不定还能扩大。

有人提醒他，万一蒋介石不追主力，反而集中兵力“清剿”苏区怎么办？项英摆摆手，笃定地说：“不可能！蒋介石费了这么大劲逼走红军，哪有不追的道理？”

躺在病床上的陈毅，却将局势看得透透的。他太了解蒋介石了，那是个要把红军斩草除根的狠角色。主力一走，留守部队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他忍着腿疼，拉着项英的手恳切分析：“老项啊，形势比你想的糟得多！苏区已经被打残了，老百姓伤亡惨重，蒋介石接下来要的是‘掘地三尺’的屠杀，不是什么兵力空虚！”

可项英听不进去，他觉得陈毅如此悲观是因为受了伤心情不好。后来他还专程去了医院给陈毅讲述自己的“留守蓝图”。陈毅越听心越沉，他知道，老战友的这份乐观，怕是要让留守部队付出惨重代价。

主力红军刚走不久，现实就给了项英一记响亮的耳光。

蒋介石压根没追主力，反而调集2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地毯式“清剿”。敌军的口号刺耳又血腥：“斩草除根，决不让红军死灰复燃！”

可项英还是没回过神来。他坚持用正规战的思路应对，把红24师和地方游击队集中起来，要跟敌人硬碰硬。陈毅急得不得了，反复劝说他分散兵力打游击，保存实力。项英却摇着头，觉得陈毅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934年11月的谢坊战斗，留守部队靠着一股子狠劲，歼灭了敌军半个旅。这场小胜，让项英更加坚信自己的打法没错。

可他没想到，胜仗的代价是暴露了主力位置。敌军立刻收紧封锁线，密密麻麻的碉堡把苏区分割成了无数小块。紧接着的牛岭战斗，红24师5个团被敌军个个击破，伤亡惨重。

直到这个时候，项英才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

眼看着部队伤亡一天天增加，陈毅还拖着没痊愈的伤腿，四处奔走。他一边劝说项英放弃“固守三角地区”的念头，一边带头做表率：

动员妻子赖月明回兴国搞地下工作，妥善安置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儿子小毛等红军家属，甚至偷偷把钨砂和工厂机器藏进深山，为长期游击战争做准备。

1935年初，项英一连给中央发了好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音。他不知道，此刻的中央正在遵义召开会议，那是一场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转折性会议，根本没精力回复苏区的消息。

敌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贡江两岸到处都是枪声。项英终于痛下决心，放弃正规战，全面转向游击战争。

可这时候，已经太晚了。敌人的封锁线早已成型，中央分局和各地游击队的电台联系全部中断。接下来的9路突围，成了一场悲壮的血战。贺昌、阮啸仙等重要干部相继牺牲，原本1.6万多人的留守部队，最后只剩下几千人。

多年后，项英在延安汇报工作时，痛心疾首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都是因为我在战略上不能及时转变，等到想改的时候，空间和时间都来不及了。这是血的教训啊！”

突围后的项英，在赣粤边的油山与陈毅会合。两位老战友相视无言，曾经的分歧早已被战火磨平。他们很快达成共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化整为零，灵活游击。

接下来的3年，是南方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游击队员们躲山洞、啃野菜，有时候连野菜都找不到，就烧马蜂窝、捉蛇充饥。陈毅写下的“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就是那段日子的真实写照。

敌军的“清剿”越来越疯狂，他们搞“移民并村”，把老百姓赶出大山，想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可苏区的百姓们，早就和红军心连心。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给山里的游击队员送粮食、传消息。

有老乡甚至说：“只要红军还在，咱们就有盼头！”

在项英和陈毅的带领下，游击队员们靠着“打圈子”“伏击战”的灵活战术，在深山密林里和敌人周旋。他们今天在这个山头打一枪，明天又在那个山谷埋几颗地雷，把敌军耍得晕头转向。

这3年里，项英彻底褪去了当初的乐观浮躁。他跟着陈毅学游击战术，和队员们一起吃野菜、住山洞，再也不提什么“固守阵地”。

他终于明白了，革命不是靠一腔热血，更要靠清醒的头脑和务实的策略。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战的烽火燃起，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共同抗日。这时候，那些在南方8省深山里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终于迎来了新的使命。

3年来，他们躲山洞、啃野菜，在敌人的“清剿”中九死一生，早已把坚韧刻进了骨子里。国共双方经过谈判，决定将这些分散在赣、闽、浙等8省14个游击区的队伍整合起来，成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核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个名字是为了传承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所在的“铁军”第四军的精神。

在新四军的组建中，两位经历过南方游击战争的老战友扛起了重任。

项英担任副军长，还兼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不仅要抓军事指挥，还要统筹根据地建设。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和战士们一样穿灰布军装、打绑腿，就连招待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也只是用自己微薄的津贴做了简单的三菜一汤。

陈毅则出任第一支队司令员，带着从赣粤边游击区走出来的骨干，直奔苏南抗日前线。

这些从游击战争中活下来的兵，成了新四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熟悉山地河湖的地形，擅长灵活机动的战术，刚出师就打了漂亮仗。

1938年5月，江北的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6月，江南的先遣队在韦岗截击日军汽车队，缴获了大批物资。

到1940年底，新四军已经在华中建立起多个抗日根据地，队伍发展到近9万人，先后和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5.5万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战的前线。

可就在抗日形势逐渐好转的时候，意外发生了。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多人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伏击。

经过浴血奋战，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项英带着少数人成功突围。谁也没想到，同年3月，在泾县蜜蜂洞隐蔽时，项英被叛徒刘厚总杀害，年仅43岁。

项英牺牲后，陈毅等人就接过了新四军的大旗，继续带领部队在敌后坚持抗战。那些从南方游击战争到抗日战争一路走来的战士们，也都始终记得项英的嘱托，传承着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