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重拳出击后，赖清德向大陆喊话；国民党内有人不装了，不简单

2026年一开年，台海的紧张感就被推到一个新层级。1月7日，大陆公布了一份“台独顽固分子”名单，把刘世芳、郑英耀点名列入。

另外还把被指为“绿色司法打手”的陈舒怡列为“帮凶”性质的人物。对岛内很多人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声明，而是一个信号：大陆针对“台独”的处理。

已经从过去更多盯着少数“象征性人物”，扩展到更具体、更靠近执行链条的人，尤其是教育和司法这些被认为能深刻影响社会走向的环节。

名单出来后，台北当局的公开反应非常快。赖清德先是对外说“为他们感到骄傲”，强调这些人“不怕”。被点名的几位也配合表态，一个强调“守护自由”，一个说“生活方式不变”。

这些话喊得很响，但当局很快又做了另一套动作：外事、法务系统发出威胁，警告岛内不要有人“协助”大陆或举报相关人员，否则会“依法严惩”。

这种前后并行的做法，给人的感觉很矛盾：嘴上要表现强硬，行动上却急着把民间的举报、讨论空间压住，避免社会情绪外溢。

对外讲“无所畏惧”，对内却在收紧，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对冲击的估计并不轻松。 民进党当局继续推进其所谓“台湾之盾”等项目。

成立相关办公室，强调要整合自动化指挥控制、情报侦察、监视系统，结合人工智能链接雷达，构建多层次防空反导体系。用他们的语言，这是要织一张“击杀网”。

但从现实角度看，这些表述更多是政治动员的一部分：既要向岛内社会证明“我在做事”，也要对外显示“我在准备”。问题是，这类工程的投入巨大、周期很长，而且在真正的体系对抗里，单靠局部升级很难改变整体态势。

对很多岛内民众而言，这更像是一种焦虑下的安全叙事：用复杂名词和新机构制造一种“我们有办法”的感觉。 和台北的表态与造势相比，大陆的动作更直接。

名单公布前后，解放军“正义使命-2025”演训在台海周边展开。岛内很多人会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理解：一边是法律和政治层面的点名与惩戒，一边是军事层面的训练和压力展示。

对当局来说，这种叠加会压缩他们在舆论和政策上的回旋空间；对普通民众来说，它强化了一种印象：局势不是口头对抗，而是进入更严肃的阶段。 这种压力也在岛内社会内部产生变化。

显示原本的“台独”支持者中出现动摇，比例约7.5%，折算约150万人不再愿意继续跟着激进路线走。这个数字不一定能被所有人认可。

但它描述了一种可能的趋势：当惩戒从象征层面向具体执行层面延伸时，体制内外依附于“绿营路线”的一部分人会更敏感，因为他们会担心代价落到个人身上。

对普通人来说，最直接的考虑往往不是政治口号，而是生活能不能稳定、工作会不会受影响、孩子的未来会不会更危险。尤其在经济压力与兵役压力叠加的情况下，社会对“把风险往上加码”的路线更容易出现疲劳。 这种变化也反过来挤压国民党的空间。

国民党长期在两岸议题上习惯模糊处理，尽量不把话说死，避免同时得罪不同选民。但当局势更尖锐时，这种策略更难维持。于是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还是老路数，强调“不要激化”“要沟通”，对大陆点名采取批评，认为“言辞激烈不利和谐”。

在这种结构里，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呈现出一种“对外挑衅、对内管控”的典型特征：对外强调价值叙事、强调对抗姿态；对内则加强法律和行政手段，压制不利声音，尤其是涉及举报、协助、信息传递等环节。

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台独路线”更难靠模糊空间生存，也让岛内一些原本抱有侥幸的人重新计算风险。名单的意义就在于：它不只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在提醒一个机制——谁在教育、司法、行政等环节推动分裂或配合迫害，可能都要承担后果。

最后回到岛内的现实，很多人的心态确实正在发生变化。对普通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谁喊得更响，而是日子能不能过下去，风险会不会继续上升。

对民进党而言，用“民主自由”的口号去覆盖具体的经济和安全焦虑，会越来越吃力；对国民党而言，如果继续用“和稀泥”的方式躲避核心问题，也很可能两头不讨好。

局势越紧，社会越倾向于寻找更明确的方向：要么继续对抗，要么回到沟通与降温。现在的矛盾在于，当局仍想用技术叙事和机构叙事延续对抗路线，但现实压力、民意疲劳、外部环境变化都在把空间越压越窄。

所以1月7日这份名单的冲击，不只是点名三个人，而是让更多人意识到：台海局势已经进入更现实、更具体的阶段，口号不能消除代价，模糊也不再安全。

接下来岛内政治的关键，不在于谁更会喊话，而在于谁能给出一条更能让社会降温、更能让经济和生活稳定的路线。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不是远未来的选择题，而是正在发生、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