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不必。」
1944年4月的天津日军宪兵队，面对月薪5000大洋、华北气象局局长职位、洋房汽车的诱惑，气象学家吴树德的回答只有这两个字。
01
1932年10月20日。
天津海河边的华北水利委员会大楼里，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正在召开。
会议桌旁坐着十几位工程师，桌上摊开一份份水文报告。主持会议的李书田翻开议程。
「关于设立测候室一事，诸位可有异议？」
无人应声。
李书田接着说：「那就这么定了，派吴树德为主任。」
坐在角落的吴树德站起身，微微欠身。那年他33岁，戴着圆框眼镜，身材清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散会后，李书田把吴树德叫住。
「树德，这担子不轻。」
「我明白。」吴树德推推眼镜，「华北的旱涝关系着几千万人的生计，马虎不得。」
李书田拍拍他的肩膀：「你是北洋大学土木系的高材生，又在水利委员会干了十年，这事交给你，我放心。」
吴树德走出会议室，沿着海河边往测候室去。秋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潮湿的气息。他想起十年前刚从北洋大学毕业时的情景。
1917年华北特大水灾淹没了104个县，3.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泽国。京汉、京绥铁路多处中断，死亡人数达23万。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银元。海河、永定河同时决口，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告急。当时北洋政府派熊希龄负责善后，带着北洋大学的几十名工程师赶到现场，光是测绘受灾地形图就用了八个月。随后成立了顺直水利委员会，专门负责华北水患治理。
吴树德本可以像其他同学那样出国留学，但他选择留下来。
「出国学成回来，至少要等五六年。这五六年里，又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因为水患流离失所。中国的事，等不了，得中国人自己干。」他当时对父亲说。
父亲是上海的一位教师，听了这话，沉默许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好。」
测候室设在水利委员会大楼的三层。吴树德推开门，屋里摆着几台仪器，都是从国外买来的。温度计、气压计、雨量筒，还有一台风速仪，都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产品。一台风速仪的价格，抵得上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
他要做一件从未有人做过的事——系统研究华北地区的气候规律，找出旱涝的根源。
02
吴树德在测候室一干就是八年。
每天清晨六点，他准时来到测候室，记录温度、气压、风向、风速。中午十二点再记一次，下午六点第三次。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即使是除夕夜，吴树德也会在测候室里守到午夜，记录完最后一组数据才回家。1933年腊月二十九，他发着高烧，依然坚持来测候室。助手劝他回去休息，他只说了一句：「数据比命重要。」
数据一点点积累起来。
1934年，他在《华北水利月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华北干旱之原因》。文章里详细分析了华北地区夏季多雨、冬季少雨的气候特点，并指出干旱的根本原因在于季风系统的变化。
这篇论文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竺可桢看到后，专门写信给吴树德，称赞他的研究「填补了华北气象学的空白」。
接着是《华北淫雨之原因》《华北酿灾之原因》。
每一篇论文都基于大量的观测数据。吴树德的办公桌上，堆满记录本。他用毛笔把数据工工整整地抄在纸上，然后绘制成曲线图。
1940年的一个冬夜。
测候室里只有吴树德一个人。桌上的煤油灯跳动着暗黄色的火焰。他正在整理天津从1887年到1939年的降水量数据。
53年的数据，密密麻麻。
为了核对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吴树德花了整整三个月时间。他把每一年的数据都重新计算了一遍，发现其中有七处记录错误。有一处是1902年8月的降水量，原始记录写的是182毫米，实际应该是128毫米。就是这54毫米的差距，如果不纠正，整个周期推算都会出问题。
吴树德拿出一张白纸，开始绘制曲线。笔尖在纸上移动，一条波动的曲线慢慢显现。
他盯着曲线看了很久。
这条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大约每隔十年，降水量会出现一次波峰或波谷。
吴树德提笔在纸上写道：「今后未来十年间之平均降水，或为520公厘也。」
这是一次大胆的预测。
后来的实测结果是527.5毫米。误差只有7.5毫米。
这次成功的预测让吴树德在气象学界有了一些名气。
1940年冬天，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专程从重庆赶到天津。
那天，竺可桢走进意租界的测候室，见到吴树德。两人都是北洋大学的校友，虽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
竺可桢仔细翻看了吴树德的观测记录和研究论文，连连点头。
「树德，你这个降水周期的研究，非常有价值。」竺可桢说，「我在欧洲留学时，见过类似的研究方法，但你用的是中国自己的数据，更有说服力。」
两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竺可桢临走时，握着吴树德的手说：「天津沦陷后，你还能坚持科研，实属不易。有你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气象学就有希望。」
但吴树德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研制国产的气象仪器。
1938年，一台德国进口的自记风速仪在运输途中摔坏了。吴树德向水利委员会申请经费再买一台，得到的答复是：「经费紧张，暂缓购置。」
第二天，吴树德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铜片、齿轮、发条等零件，开始自己设计制作。
三个月后，第一台国产风向自记仪诞生了。精度不比进口的差，成本却只有十分之一。
他用一支铅笔在转动的纸筒上自动记录风向的变化。又研制了喷出式灰尘计和沉淀式灰尘计，用来测量空气中的尘埃含量。
一共十几种仪器，全是他自己设计制作的。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吴树德正在测候室里校准仪器。窗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
他走到窗边，看见街上有人在跑。
两天后，天津沦陷。
03
农历七月初七。日军从海光寺、老龙头火车站两个方向进城。下午三点，第一批日本兵出现在海河边。吴树德站在测候室的窗口，看着对岸升起太阳旗。
街上的商铺纷纷关门，行人四散奔逃。有人推着独轮车，车上堆满行李。有人牵着孩子，连滚带爬往租界方向跑。
第二天早上，吴树德照常来到测候室。街上到处是日本兵，他低着头快步走过。
测候室的门完好无损。他松了口气，推门进去。
仪器都在，数据也在。
吴树德坐到桌前，翻开记录本，提笔写下日期：1937年7月29日。然后是温度、气压、风向、风速。
一切如常。
水利委员会的很多同事都走了。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去了西安。
李书田临走那天，水利委员会大楼里只剩下不到十个人。原本三百多人的机构，走了九成。档案室里的资料装了二十多箱，用五辆卡车运走。
临走前，李书田找到吴树德。
「树德，你也走吧。」
吴树德摇头：「我不能走。」
「为什么？」
「从1887年英租界设立测候所开始，到现在整整50年，每天三次观测，从未中断。这是华北唯一连续半个世纪的完整气象记录。一旦断了，以后谁还能研究华北的气候规律？谁还能预测旱涝？」
李书田沉默了。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
「我会小心的。」
李书田叹了口气：「那你保重。」
吴树德一个人留在了天津。
起初，日军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测候室。吴树德继续每天观测记录。但很快，问题来了。
日军占领天津后，开始清查各个机构。有一天，几个日本兵闯进测候室。
为首的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是干什么的？」
「气象观测。」吴树德平静地回答。
军官走到仪器前，东看看西摸摸。「这些是什么？」
「温度计、气压计、雨量筒。」
军官盯着吴树德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但吴树德知道，日本人迟早会再来。
1938年初，吴树德决定把测候室搬到意大利租界。
租界在海河北岸，那里相对安全一些。日本人虽然占领了天津，但对租界还有所顾忌。
搬迁那天，正值盛夏，气温超过35度。吴树德和两个助手从早上六点开始搬运，一直干到傍晚。最重的是那台德国风速仪，重达八十斤，三个人抬着，走一段歇一段。
中途经过日本兵的检查站，一个日本兵拦住他们。
「干什么的？」
「气象观测。」吴树德递上通行证。
日本兵翻了翻，挥手放行。
就这样，他们把测候室完整地搬进了租界。
新的测候室设在二楼。窗户朝南，采光很好。
吴树德把仪器一件件安装好，又把记录本按年份整齐地摆在书架上。
一切安顿好之后，他站在窗前，望着海河对岸。
那边是日本人的地盘。
但这边，暂时还算安全。
04
吴树德在租界里继续他的观测工作。
每天上午十点，他都会向重庆发一封气象电报。
电报很简短，只有几十个字。比如1940年7月15日的电报：「津城晴，气温32度，西南风3级，气压1012百帕。」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关系重大。重庆方面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判断华北地区的气候变化，安排相应部署。
吴树德知道这一点。所以无论多危险，他都坚持发报。
电报是通过租界里的电报局发出去的。
1941年春天，吴树德发往重庆的电报被日本人截获了。
一天傍晚，吴树德刚从电报局出来，就被几个日本宪兵拦住。
「吴树德，跟我们走一趟。」
他被带到宪兵队，那个军官拿出一张纸，正是当天的电报内容。
「吴先生，你这是在做什么？」军官的声音很冷，「向重庆发送情报？这可是死罪。」
吴树德看了一眼那张纸：「这不是情报，是气象数据。」
「气象数据？」军官冷笑，「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的用途？重庆方面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判断我军的行动计划。」
「我只是个搞科研的。」吴树德说，「这些数据，本来就是要公开发表的。」
「那为什么发给重庆，不发给我们？」
吴树德没有回答。
军官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挥挥手：「放了他。但是，吴先生，这是最后一次警告。如果再让我们发现你向重庆发报，后果自负。」
吴树德走出宪兵队，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
但第二天，他依然准时出现在电报局。
只不过，他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把数据编成暗语，混在普通电报里发出去。
日本人盯得再紧，也没能完全阻止他。
1939年秋，日本宪兵队的人又一次找上门来。
那天下午，吴树德正在整理数据。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三个人。
两个穿军装的日本兵，一个穿长衫的中国人。
长衫男人操着天津话：「吴先生，有人想见见你。」
吴树德放下笔：「什么人？」
「对你的学问很感兴趣的人。」
吴树德没有动。
「请吧。」长衫男人做了个请的手势。
吴树德跟着他们下楼，上了一辆黑色轿车。
车子开出租界，往城东去。
二十分钟后，车停在一栋日式建筑前。吴树德被带进一间会客室。
屋里坐着一个日本军官，四十来岁，穿着整齐的军装。
「吴先生，请坐。」军官用流利的中国话说。
吴树德坐下。
军官倒了杯茶推过来：「久仰大名。吴先生是华北最好的气象专家。」
吴树德没有接茶。
「我们希望吴先生能为大日本帝国服务。」军官说，「报酬方面，你尽管提。」
「不必了。」吴树德说。
军官愣了一下：「吴先生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为什么？」
吴树德站起身：「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军官的脸色沉了下来：「吴先生，这是个机会。错过了，以后可就没有了。」
「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吴树德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军官冰冷的声音：「你会后悔的。」
吴树德没有回头。
从那以后，日本人经常来骚扰。
有时是半夜敲门，有时是白天跟踪。测候室门口总有日本兵在转悠。
但只要还在租界里，日本人就不敢太放肆。
吴树德依然坚持观测，依然每天发电报。
助手金海洋和于鸿猷跟着他一起工作。
金海洋是天津本地人，父亲是海河边的一个船工。小时候家里穷，金海洋只上到初小就辍学了。后来在码头当搬运工，被水利委员会的一个工程师看中，介绍进了测候室当勤杂工。
吴树德发现这个年轻人虽然学历不高，但脑子灵活，手也巧。教他认气象仪器，一学就会。1935年，吴树德正式收他为助手，教他观测记录。
于鸿猷则是吴树德的远房侄子。1938年从北平逃难到天津，吴树德把他留在测候室帮忙。于鸿猷高中毕业，有一定的数学基础，很快就能独立完成气象观测了。
三个人在测候室里，关系像家人一样。吴树德负责研究分析，金海洋负责仪器维护，于鸿猷负责数据整理。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每天晚上，三个人会在测候室里喝茶聊天。吴树德给他们讲气象学的知识，讲季风的形成原理，讲降水周期的计算方法。
金海洋常说：「跟着吴先生，学到的东西比在学校里还多。」
三个人在租界的小楼里，日复一日地记录着天气的变化。
1940年、1941年、1942年。
三年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