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800元到8800万：博物院院长、文物店与拍卖行的文物“套现”链

一幅古画在24年间价格暴涨1.3万倍，暴利背后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国宝循环变现”游戏。

国家文物局工作组已进驻南京，对“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图卷现身拍卖市场”等事件展开调查。南博退休员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将馆藏真品鉴定为“赝品”，低价调拨给其兼任法人的江苏省文物总店。

而这些文物随后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徐湖平之子徐湘江控制的艺术品公司及关联拍卖公司，被举报成为这些文物的承接方。

01 天价画作

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原本静静地躺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中。1959年，它和其他136件“虚斋旧藏”由庞家无偿捐献给国家。

这卷古画有着清晰的递藏记录，在明清两代由江南私人收藏家递藏，近代被两大顶级收藏家“过云楼”和“虚斋”收藏。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回忆，1949年曾祖父去世后，家人已联系好军车准备将藏品运往台湾，但最终决定“留在祖国内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幅有着数百年流传史的古画，在1997年5月8日被标注为“伪作”，从南京博物院馆藏中剔除。在“调拨机关负责人”一栏，签着“徐湖平”三个字。

02 院长疑云

郭礼典的实名举报直指南博前院长徐湖平。举报信详细描述：徐湖平在1980年代擅自撕毁南京朝天宫库房2211箱故宫南迁文物的抗战封条。

这些文物在抗日战争时期历经艰辛迁至南京，包含着约10万件故宫国宝。

据举报，徐湖平指挥专家将真迹标为“赝品”，以“调剂处理”名义低价拨给他兼任法人的江苏省文物商店。

徐湖平退休后对此的回应是：“我82岁了，有糖尿病，没参与，等上级调查。” 但当被问到1997年拨交文件上的亲笔签名时，他似乎忘了当年的白纸黑字。

更讽刺的是，2025年10月徐湖平出席公开活动的视频中，这位八旬老人看上去精神矍铄、声音洪亮。

03 商业版图

举报材料指出的另一关键人物是徐湖平之子徐湘江。2004年，徐湘江在上海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

徐湘江在艺术品交易领域深耕多年，旗下控制着多家企业，构建了一个从鉴定、收藏到交易的商业网络。

其中一家由其持股并担任执行董事的“南京某凤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因诉讼纠纷被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更为关键的关联在于“江苏某涛拍卖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唯一股东，正是徐湖平曾担任法人的江苏省文物总店。

徐湘江在其中担任董事，这使得徐氏家族的商业触角，通过股权纽带，直接嵌入了其父主管的国有文物流通主渠道之中。

04 变现流水线

根据举报内容与可查证的商业关联，一条可能的“变现流水线”逐渐清晰。

起点是权威“鉴定”。徐湖平被指利用其作为院长和鉴定环节负责人的权威，将馆藏真品重新定性。文物被降级为“赝品”或“处理品”，为出库扫清了制度障碍。

通道是指向性“划拨”。这些被降级的文物，以“处理”为名，从国家库房低价划拨至其主管的江苏省文物总店。那个被承认的签名，正是这一关键环节的“盖章”。

终端是市场“变现”。文物进入市场后，通过徐湘江控制的艺术品公司及关联的拍卖公司，被“洗白”身份并以市场价格成交。

这个过程并非天衣无缝，警报早已拉响却屡被忽视。举报材料显示，针对徐湖平的类似举报在2008年、2014年就曾出现，甚至有过媒体内参，但最终均石沉大海。

自2008年起，南京博物院内部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多名人员，就曾联名举报过相关问题。举报人称曾向多部门反映，但长期未获有效反馈。

05 艺术品洗钱

这些文物操作之所以能顺利变现，与艺术品交易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现金交易在艺术品市场中较为常见，使用大量现金不会引起过多怀疑。同时艺术品流动性强，体积小、便于携带，成为理想的跨境洗钱工具。

艺术品市场价格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受艺术家知名度、经济情况、宣传推广等多种因素影响，天价出售的例子时有发生。

这为犯罪分子低买高卖的洗钱行为提供了掩护。艺术品交易市场不透明，交易双方的社会关系难以明确，使洗钱行为更容易伪装成合法交易。

新修订并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洗钱法》扩大了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其中。

但长期以来，像画廊、美术馆、拍卖公司这类艺术品交易机构并没有法定的反洗钱义务，为不法操作留下了空间。

06 系统隐患

南博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个人行为问题，更揭示了文博系统深层的结构性隐患。

鉴定环节的权力过于集中。馆长同时是鉴定专家、处置决策人，甚至关联企业法人，形成了“三权合一”的局面。在这种绝对权力下，腐败几乎成为必然。

专业垄断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文博圈实行着类似中世纪行会制的规则：鉴定靠师徒相传，标准靠口口相授，权力靠人情维系。这种封闭性使得外界难以有效监督。

捐赠制度存在明显漏洞。博物院收到捐赠后，可以单方面鉴定为赝品，可以不通知捐赠人，可以“合法”处置。

庞家捐赠137件，5件“被消失”，连后代都要靠打官司才能进库房查验。

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内部举报能被压17年，民主党派公函能被“转交处理”后无下文，媒体曝光后官方回应总是“正在调查”。

当文物从公共宝库变为私人财产时，这套系统显示出了惊人的“效率”。

庞家后人庞叔令在法庭上要求南博说明五幅画去向时，南博退休员工郭礼典手持工号牌实名举报时，他们捍卫的不仅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公众对文化传承机制的信任。

那些被撕毁的故宫南迁文物抗战封条，曾经封存着一代人“文化不灭，中国不亡”的信念。如今撕毁这份信念的，不再是外来侵略者的炮火，而可能是系统内部的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