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月薪5块钱，全军剩一千多？毛主席无奈写欠条借钱，徐海东看后却让人把家底全搬来，这才是过命的交情！

01

“师长，这个月津贴发下来了，还是5块钱。”
1935年的冬天，陕北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刚到这片黄土地不久的红军队伍里，这成了大家伙私下里最无奈的调侃。
您没听错，堂堂一个师长，指挥千军万马的汉子，一个月的津贴就5块大洋。这点钱，别说养家糊口了，就是想给自己添置件像样的棉衣，都得攒上好几个月。
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更让人心里发慌的是，当时整个中央红军的家底，经过会计仔细盘算，只剩下一千多块钱了。

要知道，这时候的部队虽然经过长征的减员，但还得有七千多号人张嘴吃饭。这一千多块钱摊到每个人头上，连几毛钱都不到。这日子，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点都不夸张。
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咱们红军当年从瑞金出发的时候，不是准备挺充分的吗？
确实，1934年那会儿，为了这次战略大转移，红军是足足准备了大半年。光是粮食就筹集了126万担，虽说留了一部分给苏区的老百姓，但带走的也有92万担，再加上80万的现款，甚至还有不少带不走的金银珠宝都埋在了山洞里。

那时候大家伙心里是有底的，觉得这一路虽然难，但至少饿不着。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条路能难走到这个份上。
湘江那一仗，那是真的惨。红军不仅人员损失惨重，大量的辎重、物资也都在那时候丢了个精光。
后来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了，爬雪山、过草地。那地方是人待的吗？那是无人区。
兜里有钱也没地儿花，因为根本没有卖东西的人。粮食吃完了吃皮带，皮带吃完了挖野菜。这一路走下来，原本带的那点家底，早就消耗得一干二净了。
等好不容易到了陕北，虽然说是有了落脚地，但眼前的困境一点都没少。
部队刚经过长途跋涉，那是人困马乏，急需休整。伤员要治病，战士要吃饭，还得补充枪支弹药，还得招新兵扩大队伍。
哪一样不要钱？哪一样能离得开钱？
如果是春天或者秋天还好说，还能组织战士们开荒种地。可偏偏是大冬天，陕北的地冻得硬邦邦的，一锄头下去只能砸个白印子，想从地里刨食吃，那是门儿都没有。
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弄到钱，怎么让这就剩一口气的部队活下去，成了摆在毛主席面前最大的难题。

02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看着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裳在寒风里瑟瑟发抖，看着伤员因为缺医少药只能硬挺，毛主席这心里，比谁都着急。
他盘算来盘算去，想到了一个人——徐海东。
这徐海东是谁呢？他是红25军的军长，后来跟陕北红军合编成了红15军团，他当军团长。
徐海东的部队到陕北比中央红军早，虽然也不富裕，但毕竟休整了一段时间，手里头多少还攒了点家当。
但是这口难开啊。
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中央红军那是“老大哥”，到了地方上，不仅没给人家“小兄弟”带来什么物资支援，反倒张嘴就是要借钱。这事儿搁谁身上，面子上都有点挂不住。
可是面子再大，大不过战士们的肚子，大不过红军的生存。
毛主席在窑洞里踱步了半宿，最后还是狠下心来，提起笔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
这信里也没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话，就是实打实的困难。大概意思就是：海东同志啊，现在中央红军这边实在是困难，能不能请你借2500块大洋，给中央解决一下吃饭穿衣的问题。
写完之后，毛主席还郑重其事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其实就是一张欠条。
当这封信送到徐海东手里的时候，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海东，捧着信的手都在抖。
他不是因为要借钱而心疼，他是心里难受，是自责。
他一拍大腿，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他心里想：我徐海东真不是个东西啊！中央红军这一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都看在眼里，怎么就没想到他们在后勤上已经这么难了呢？怎么还需要主席亲自开口来借这笔钱呢？我早就该主动送过去啊！
徐海东这人，那是出了名的讲义气，对党那是绝对的忠诚。
他二话没说，立马叫来了供给部的部长。
“咱们现在账上还有多少家底？”徐海东问得很急。
供给部长翻了翻账本，老老实实地回答：“军团长，咱们也不富裕，满打满算，也就剩7000块大洋了。”
7000块，这是红15军团全军上下的救命钱。
徐海东听完，眉头都没皱一下，直接拍板：“听我的，留下2000块，够咱们部队这几天吃饭就行。剩下的5000块，马上打包，全部给中央红军送过去！”

供给部长刚想说什么，徐海东手一挥：“别说了，中央红军是红军的主心骨，不仅钱要送，咱们还得送点别的。”
结果，徐海东不仅送去了5000块大洋，远远超过了毛主席借的2500块，他还从自己的部队里挑了一批最好的枪支弹药，甚至把红15军团最宝贝的骑兵团，都连人带马一股脑地送给了中央。
这事儿办得，那叫一个敞亮，那叫一个仗义。
当这5000块大洋和物资送到中央红军驻地的时候，那是真的救了命了。
正是靠着这笔钱，中央红军度过了那个最寒冷、最艰难的冬天。
后来毛主席经常提起这事儿，说徐海东这是“雪中送炭”，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这5000块钱的分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头，比后来的一座金山都要重。

03

有了徐海东的这笔钱，红军算是喘过了一口气，但也仅仅是喘了口气。
要养活这么大一支队伍，要跟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周旋，光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这5000块就像是往干涸的土地里泼了一瓢水，虽然解渴，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旱情。
毛主席心里清楚，要想长久发展，还得找更稳定的路子。
这时候，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想到了那位受人尊敬的宋庆龄先生。
宋庆龄当时在上海，虽然处境也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得很紧，但她在国内外的声望极高，而且她一直心系共产党，心系红军。
毛主席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信里除了问候，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希望宋庆龄能出面，跟当时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搭个线，借一笔钱。
这思路其实挺清晰，宋家那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手里握着国家的钱袋子。宋庆龄又是宋子文的亲姐姐，这层关系要是能用上，那红军的经费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但是，这里面有个情况毛主席当时不太了解。
宋庆龄和宋子文虽然是亲姐弟，但因为政治立场完全不同，俩人早就闹掰了，很多年都不怎么来往。

宋庆龄收到信后，心里那是五味杂陈。她知道红军现在肯定特别难，不然毛主席不会开这个口。但找宋子文借钱这条路，确实是走不通。
可宋庆龄是什么人？那是真正的女中豪杰。
她没有回复说“我也没办法”，而是选择了自己扛。
她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给抵押了，甚至把当年孙中山先生去世时，国民党政府发给她的抚恤金都给拿了出来。
她把自己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东拼西凑，最后愣是凑齐了5万美元。
在那个年代，5万美元可是一笔巨款啊。
这笔钱通过秘密渠道，辗转送到了陕北。有了这笔珍贵的外汇，红军才能从外面购买急需的药品、电台零件和其他紧缺物资。
这也让红军顺利度过了又一个难关。
除了宋庆龄先生，其实在那段时间，红军也接受过其他方面的援助。
比如苏联那边的共产国际。虽然他们在指挥上经常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过不小的损失，但在给钱这方面，倒也没完全断过。
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里，共产国际陆陆续续给咱们提供了大约160万美元的援助。虽然这钱不是一次性给的，但在那个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年代，也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
哪怕是国民党那边，在特定的时期，也给过钱。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也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
蒋介石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既然要合作抗日，面子工程还是得做。所以从1937年开始，国民政府也按月给八路军发军饷。
每个月大概有二三十万法币。
这笔钱在抗战初期，对于咱们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扩充抗日武装，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蒋介石那个人，大家都知道，那是“运输大队长”，也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主。
指望他一直给钱，那无异于与虎谋皮。
果不其然，到了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下了毒手，国共关系瞬间降到了冰点。
蒋介石一看脸都撕破了，那还给什么钱？立马下令，把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全部停发。
这一下，外部的援助断了，国民党的军饷没了，再加上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的日子，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种揭不开锅的状态。

04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经济封锁，根据地里甚至出现了战士们冬天没棉衣穿，只能穿单衣御寒；没有鞋穿，只能打草鞋；没有菜吃，只能拿盐水下饭的情况。
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摇了，这仗还怎么打？这日子还怎么过？
但毛主席看得最透彻。他早就说过：“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外面的钱再多，那也是人家的。人家高兴了赏你一口，不高兴了就把脖子一卡，让你喘不上气来。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延安的一次动员大会上，毛主席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时候，一个硬汉站了出来，他就是王震。
王震当时带着著名的359旅，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去南泥湾开荒。
现在的南泥湾，那是“陕北的好江南”，到处是鲜花遍地。可在当时，那地方就是个烂泥潭，是荒山野岭，老百姓都说那是“烂泥湾”，方圆几十里没人烟，只有野狼和荒草。
王震旅长二话没说，带着战士们就背着枪、扛着锄头进山了。
没有房子住，大家就自己动手挖窑洞、搭草棚；没有生产工具，就利用废铁自己打制锄头、镰刀；没有粮食吃，就先去山里挖野菜、打野味充饥。

这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大生产运动”。
那场面，真的是热火朝天，感人至深。
不仅仅是359旅，整个延安，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士兵，从机关干部到随军家属，没有一个闲着的。
毛主席自己在窑洞外面开了一块地，种上了辣椒和西红柿；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那也是经常拿着纺车纺线，经常下地干活。
那时候的延安，到处都是歌声，到处都是劳动的号子。
在359旅战士们的汗水浇灌下，那个荒无人烟的“烂泥湾”，硬生生被改造成了稻田翻浪、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
这一搞，局势彻底扭转了。
咱们不仅自己能吃饱饭，穿暖衣，甚至还能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拿出来卖，换回急需的药品和武器装备。
据统计，在大生产运动那几年，边区政府不仅做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甚至还攒下了一笔不小的家底。
这才是真正的底气啊！
以前咱们是被动挨打，被人卡着脖子过日子，人家给点咱们就吃点，人家不给咱们就得饿着。
现在好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国民党再怎么封锁，再怎么停发军饷，咱们也不怕了。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比金子还值钱。它让咱们的军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自己强大了，腰杆子才能硬起来，才能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从徐海东雪中送炭的5000块大洋，到宋庆龄毁家纾难凑出来的5万美元，再到南泥湾遍地金黄的稻谷。
这条解决经费的道路，走得太难，但也走得太值。
徐海东大将的无私，宋庆龄先生的情义，那是咱们革命路上的贵人，咱们永远不能忘。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艰难的岁月，咱们党和军队锻造出了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咱们才能从弱小走向强大，才能在那个古老的土地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如今咱们的日子好了，国家富强了，但那段“师长月薪5块钱”、“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的历史，咱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在心。因为那是咱们的根，是咱们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