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鞋子，对人类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茹毛饮血的年代，先民每日为了温饱奔波，只能在杂乱的环境中狂奔，冷了穿动物毛皮，饿了吃动物血肉。
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护双脚，成为狩猎的关键。最早的鞋子雏形，是先民以兽皮裹足，以藤草按照脚底板的形状编织鞋垫，再以藤草等纤维绑在脚上。
《诗经·魏风·葛屦》记载了这也八个字：“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这证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以葛编织的鞋，谓之“葛屦”，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穿着的鞋子。而且，当时的人们已经不仅仅为了在狩猎中保护双脚，而是在生活中也有了更多的需求，例如“履霜”。
所谓的“履霜”，一来指的是踏雪，二来指的是御寒，这两点都体现出葛屦的功能已经提升，脱离了狩猎是保护脚底被利石所伤的范畴。
葛屦虽好，在一段时间也迎来过自己的高光时刻，但葛屦的弊端也不小，既不能保暖，在湿滑路面也表现不佳。
于是，北方寒冷地区的人，开始对葛屦进行改造，桦树皮制作的鞋子应运而生，还有蒲草制作的蒲草鞋也开始出现。各地人们生活的环境不同，鞋子也开始出现差别，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随着时间推移，以及鞋子的制作技术提升，鞋子逐渐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无论是冬天保暖，还是夏季的凉鞋，鞋子对脚的保护越来越细化。
故人鞋柜里的鞋子也越来越多，冬天有棉鞋可以穿，夏天有凉鞋可以穿。到了这个时候，鞋子的功能性已经基本健全，鞋子的美观逐渐成为古人的追求。
当然，古代的生产力不高，普通人的生活还处于很艰难的水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对穿鞋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
反倒是古代的达官显贵们，对鞋子的要求逐步提升，除了平日里的审美选择之外，朝堂的官员们还要在穿鞋方面注重等级和礼仪。
社会阶层森严的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出这种阶层的不同，鞋子也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例如，早在周代的时候，王室的鞋子就已经有专人制作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区别开王室与其他阶层的不同，体现出王室的高高在上。
天子、诸侯、大夫们，各阶层的鞋子都不同。鞋子不仅要舒适，更要彰显尊贵。甚至他们还在鞋子下面增加了木底来增高，凸显优越感。
“屦，夏用葛，冬皮屦可也。”——《仪礼·士冠礼》
秦汉大一统王朝时期，衣着服饰得到全面提升，大多数的锦衣都是宽袍大袖，看起来就雍容华贵。
但这种衣袍有一个弊端，走路时容易踩到，导致不少达官显贵出过“洋相”。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当时的鞋子开始改进，鞋头部位翘起来，有效的避免鞋子踩衣服的情况。而这种鞋子则被称为“翘头履”，在秦汉时期颇为盛行，令当时的权贵们衣着华贵的同时，还能保证健步如飞。
农耕民族发展出“翘头履”，那么游牧民族呢？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不太一样，因为生活环境和习惯都不同。游牧民族追逐水草生活，一年中不断地迁移，骑马几乎是每一个游牧民族的必修课。
因此，游牧民族的鞋子，一来要适应草原生活，二来要适应骑马。在这种情况下，靴子出现了，既能不惧水草的湿漉，也方便骑马时护住脚踝和小腿。
草原人的长裤和皮靴，在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时进入中原，直接将赵国骑兵的战斗力拔高了一个档子，可见靴子对骑马者的意义有多大。
靴子在中原也有过辉煌时期，隋唐时期的人们，对靴子的喜爱程度极高，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文人墨客，全都穿靴子，甚至皇帝也会穿。从出土的唐代壁画和陶俑就能看出，当时的靴子多么盛行，策马扬鞭的雄壮男子们，几乎人人都穿靴子。
但这种“粗犷豪迈”的时代终究迎来了落幕，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彰显个性成为主流，木屐开始广受欢迎，成为户外运动的一个“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期出现了一种“弓鞋”，成为女性缠足陋习的开始，病态美学兴起了“三寸金莲”。这种风气在此后的朝代不仅没有被限制，反而在明清两代愈演愈烈，弓鞋也因此成为鞋子发展历史中的一个不堪回首“污点”。
鞋子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足下之履，方寸之间，亦是乾坤。它承载着人体的重量，也承载着历史的尘埃与文明的重量。
若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长卷徐徐展开，那一行行深浅不一的足迹，便是一部关于鞋履的无声史诗。
从最初蔽足的草莽之物，到庙堂之上的礼仪象征，再到闺阁深处的畸形审美，鞋子的演变，如同一面清澈的棱镜，折射出我们民族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结构、审美情趣、文化交流乃至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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