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本系列文章为基于“洪清宇宙”的历史架空创作,
描述的是发生在平行宇宙的故事,与现实无关。
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商朝天下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压迫之上。无论最初许下怎样美好的承诺,最终都会演化为对他人价值的无限制压迫和榨取。
对精神的压迫和榨取,发展到极致就是宗教神权对于精神的绝对控制;
对肉体的压迫和榨取,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力奴役和活人献祭。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最终都会走向奴隶制。
我们觉得商朝阴森恐怖,是因为它发展时间时间足够久,早期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光环早已褪去,暴露出资本主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面;
反观美国,因为我们离它太近,生产力发展的美好印象还在脑海中形成挥之不去的幻象,对于画皮之下已经暴露的血腥恐怖的奴隶制本体视而不见。
商朝的青铜-奴隶贸易秩序,与当代美国的石油美元体系异曲同工。因此美国的归宿,也会跟商朝大同小异:
当通过货币金融再也无法榨取到财富时,资本饕餮贪婪的胃口无法满足,就只能依靠暴力和神权,无底线地压榨人的血肉和精神,美国将蜕变为建立在暴力和神权之上的奴隶制帝国。
这才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
从盘庚迁殷到罗斯福新政,三千年历史揭示同一规律:真正有效的改革必然触动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则是底层经济机制的重构,而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都会为更大危机埋下伏笔。
盘庚社会主义化改革,使商朝延续二百年,但未改变神权资本的物化逻辑;罗斯福社会主义化新政,帮助美国度过危机,延寿近一个世纪,但未遏制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也没有改变人被资本物化的基本逻辑,最终功败垂成。
盘庚和罗斯福,这两个相隔三千年的屠龙英雄,尽管他们未竟全功,但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后人赞颂。
商朝之后,经历了三千年的曲折探索,只有中国人找到了真正的解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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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要:
根据1723年出版的《共济会宪章——内容最古老、最正宗、最尊贵的兄弟会之渊源、戒律、法规等》,简称《共济会宪章》,共济会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大洪水时期。但是这个源头并非诺亚方舟,而是大禹治水。
共济会的胚胎形成于东方,着床于欧洲,在美洲发育完成,这就是美国。
大禹治水是华夏文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治水经验总结而成的《洪范九畴》, 是华夏文明最核心的文件之一,可以理解为《华夏文明白皮书1.0》,也是理解“洪清宇宙”的核心密码。共济会的“上规下矩”标志,就是“洪范”。
大禹治水后,各方势力阵营彼此斗争,持续数千年,本质上都是按照本方的理解,践行《洪范九畴》的思想。因此而衍生出来的秘密组织,就是共济会,其宗旨是:
天下/世界秩序的守护者!
组织也许出自伟光正的初心,但由于组织在暗中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所谓共济会,就成为“肉食者联盟”的代称,为了门户私计蝇营狗苟的一帮精英,作为中国(中央集权政体)的对立面或者阴影存在。
治水五人天团的后裔,分别建立了夏商周齐秦五国,构成了中国上古历史的主线。然而还有一个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庞然大物,暗中操控这一切。这就是有莘氏,共济会的初代目。
“天下为公”的理想,与人性中的贪婪利己的私欲之间的永恒之战,从文明诞生之初就以开始,持续到人类文明的灭亡!
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大邑商!
商世祖盘庚成功的核心在于,他利用迁都创造了一场系统性的新政改革,并进行大刀阔斧的规则重置。
他将迁都塑造成一项关乎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事业”,将不同阶层之间的内部矛盾(王权与贵族、贵族与平民),转化为全体国民与艰苦环境作斗争的外部矛盾,从而增强了凝聚力。
在此基础上,盘庚公布了一系列宏伟的新都建设计划。巨大工程需要天量的资源调配,使得所有势力(尤其是反对派贵族)都必须依赖中央的统一调度和资源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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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成果表明,殷墟的都城布局规模宏大且经过精心规划。殷墟核心保护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以殷墟为核心、包含外围聚落和手工业区的“大邑商”实际范围,可能超过300平方公里,呈现出一种“低密度化”但功能有机联系的“都市圈”形态。宫殿宗庙遗址区内,80余座夯土建筑基址按照“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依次排列,体现了强烈的中轴线意识和礼制秩序,奠定了后世中国都城布局的基本范式。
殷墟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令人惊叹。
考古发现了完善的水渠系统,这些水渠不仅用于排水,也用于生活和手工业生产供水,构成了城市的水脉。宫殿区内的池苑遗址高达六万平米,其规模暗示了可能兼具蓄水、防洪、景观甚至礼仪等多种功能。
在殷墟发现了中国考古迄今最早的车马坑遗迹和道路遗存。这些发现证实了殷代的畜力车已经广泛普及,并存在“四横两纵”的干道路网雏形,为研究中国古代道路交通体系提供了最早的实物标本。殷都甚至有可能存在服务于城市基建和王室经济的运输车辆,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的“公共”运输雏形。
在殷墟核心区外围约10公里处,发现了如辛店遗址、任家南地遗址等大规模铸铜作坊。这表明当时已将如铸铜等有污染的手工业有计划地设置在远离宫殿区的特定区域,体现了城市规划中对功能分区的考量。
借助如此庞大的建筑工程项目,盘庚建立一个计划经济权力中心,利用工程项目包含的巨大利益,奖励支持者,边缘化或削弱反对者。在新的土地上,土地的重新分配、官职的重新任命,都打破了旧有的既得利益格局。
如前所述,迁都脱离了旧都的神权氛围,盘庚可以扶持忠于王权的新祭司,或亲自掌握更大的祭祀主导权,从而削弱传统贞人集团的影响力。
贵族们安于旧都奄的奢靡生活,贞人集团更以“占卜不吉”为借口反对迁都。面对抵制,盘庚采取双线策略:一方面宣称“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借祖先权威争取民意支持;另一方面直接威胁反抗者“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展现铁腕决心。
盘庚选择殷地(今河南安阳),不仅因土地肥沃,更因它远离旧贵族势力范围。考古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显示,新都的宫殿布局完全打破传统,王宫区与手工业作坊紧密相邻,暗示着王权对经济命脉的直接掌控。这种空间重置,本质上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系统性清退。
迁殷后,盘庚推行“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的政策。它打破血缘亲疏的传统,将奖惩标准与对新政权的贡献直接挂钩。从而使得拥护新政变得有利可图,并因此打造一批新兴利益阶层,用新贵的力量制衡老钱。考古发现显示,殷墟早期墓葬中,非王族出身的将领墓规格显著提升,而传统贵族的随葬品明显减少,印证了权力结构的重组。
更重要的是,盘庚通过控制青铜资源重塑朝贡体系。殷都建立后,青铜礼器的规格出现了快速升级,像后母戊大鼎这样的巨型礼器,一件就需要消耗上百吨铜矿石,这不仅是是技术突破,更是政治宣言——它宣告王权对战略资源的绝对垄断。诸侯要想获得象征合法性的青铜礼器,必须接受新的游戏规则。
简而言之,通过周密谋划,盘庚迁殷实现了加强王室集权,削弱神权阶层势力,一定程度上打破原有阶层固化,减小贫富差距。更关键的是,以上这一切,都是在遵从历代商王天命,获得广大民众支持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舆论支持。因此他成功将行将崩溃的商朝延寿二百年。
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
罗斯福上任伊始,便推动国会通过一系列法案,一方面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累进税,最高可达94%,另一方面设立了多个直接向总统负责的巨型机构,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将从富人身上搜刮的钱财分给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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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机构成为了罗斯福实施宏观干预的重要抓手,让美国一度走上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工程兴办署和公共工程署,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
它们获得了巨额拨款,用于兴建包括校舍、桥梁、医院、机场在内的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迅速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更重要的是,资金的拨付、项目的选址、人力的调配等关键决策权,都高度集中于联邦政府,特别是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分支。这改变了之前许多公共事务由州政府或私人资本主导的局面。
这些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类似于计划经济的资源调配模式。政府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最大的雇主和消费者,直接决定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流向。例如,民间资源保护队动员青年从事植树护林等环保工作,其管理呈现出半军事化特点。通过这些项目,联邦政府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了地方经济生活的毛细血管中,将从富人身上搜刮的钱,分配给劳动阶层,显著缩小了贫富差距。
通过“新政”,罗斯福极大地扩张了总统权力,实现三权合一,形成了所谓的“帝王式总统职权”的雏形。包括立法主导权、财政与资源控制权、舆论与信息主导权。再加上非常状态下的紧急权力,即借助大萧条带来的国家紧急状态,罗斯福获得了广泛的临时授权,以应对危机,理论上罗斯福可以推行任何政策而不受制约。
更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直接掌控诸如联邦调查局(FBI)这样的强力暴力机构,如同明朝永乐大帝手中的东厂和锦衣卫,资本集团无不闻风丧胆。FBI在局长埃德加·胡佛的领导下,构建了覆盖首都华盛顿乃至全国的情报网。政敌的通话、资本家的秘密聚会都可能被监听,这些“黑材料”成为震慑和讨价还价的筹码。
新政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矫正过度自由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弊病,这必然触及资产阶级的利益,引发激烈博弈。于是罗斯福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法案,加强对资本利益集团的监管和打击。
加强对资本集团的监管,制定有利于劳工的规则。例如,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工资工时等。《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联邦政府得以更深入地监控国家金融脉络。
资本利益集团并非坐以待毙,他们利用手中的法律和舆论攻击进行反击,罗斯福政府则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
1935年至1936年间,最高法院以一系列5比4的微弱多数,宣布多项标志性新政立法违宪,理由是联邦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侵犯了各州权力和契约自由。这些裁决直接废除了为振兴工业、保障工农权益的核心法律,对新政造成了沉重打击。
面对最高法院的阻挠,罗斯福在1937年提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法院填塞计划”。该计划主张,如果联邦法官年满70岁未退休,总统有权额外任命一名新法官。此举意在通过增加亲新政的法官人数,来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
由于当时最高法院有6位大法官年过七旬,此计划若成功,罗斯福将能任命6位新大法官,彻底改变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格局。 这个激进计划给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了避免司法机构的权力被过分削弱,保守派法官选择妥协,罗斯福也后退一步,放弃了“填塞”计划。年长的保守派法官威利斯·范·德文特选择了退休,欧文·罗伯茨大法官的立场则开始转向支持新政,史称“及时的转向”,从而避免出现宪政危机。这为后续新政立法的顺利通过扫清了司法障碍。
在获得司法层面的突破前后,罗斯福运用税收政策作为核心武器,直接对财富分配进行干预。
《1935年税收法案》(“劫富济贫税”):这是罗斯福“打压”富人的标志性立法。法案大幅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并对巨额遗产征收高额遗产税。罗斯福在推动该法案时,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矫正财富的过度集中,而不仅仅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为了促使企业将利润以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股东随后需缴纳高额个税),而不是留存起来避税,罗斯福政府开征了此税。这一政策旨在加速资本流动和财富再分配,但也因此成为企业界最反感的政策之一,最终在政治压力下被废除。
罗斯福深知公众支持的重要性,他是一位善用媒体的高手,通过一系列宣传策略将对手置于道德洼地。
罗斯福通过广播直接向美国民众发表“炉边谈话”。他将大企业和大银行家称为“经济保皇派”,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他们的贪婪和无序竞争,成功地将民众的不满引向既得利益阶层,同时将新政塑造为“为普通人而战”的正义事业。
“蓝鹰运动”与爱国符号的建构,是最经典的舆论动员案例。根据《全国工业复兴法》,政府发起“蓝鹰运动”。遵守该法规(如设定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企业可以悬挂蓝鹰标志,政府则引导消费者购买带有此标志的商品。这使得配合新政成为了一种爱国的表现,而拒绝合作的企业则在舆论上被孤立,被塑造为“只顾私利、不顾国家危机”的反面形象,经济上也遭受损失,名利双失。
通过这套组合拳,罗斯福成功地将商业行为道德化和政治化,为他的改革赢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
三、资本对新政改革的疯狂反扑
由于缺少历史记录,我们不知道被打压的神权贵族们如何对盘庚进行反扑,只能从考古发现中略窥一二。
甲骨文记载,贞人集团通过担任“多尹”等官职融入官僚体系,保持隐性影响力,等待机会卷土重来。更加阴险的是,他们明面上循规蹈矩,却暗戳戳地做各种各种小动作:
他们利用主持祭祀的机会,在甲骨刻辞中植入隐秘符号——例如将代表王权的“王”字刻得细弱残缺,而象征神权的“帝”字则饱满凌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智。
安阳出土的武丁时期卜辞中,多次出现“王贞:不吉”的异常记录,与同期战争胜利的史实明显矛盾,暗示贞人故意扭曲占卜结果,引导舆论的“输学认知”,用挫败感来动摇王权。
他们篡改祭礼流程,在祭祀盘庚先祖时刻意降低祭品规格,却对伊尹等神权代表人物行最高规格的“大祭”,通过仪式暗语重构权力谱系。
神权集团密切关注异常天象,并加以利用。公元前1250年殷地出现日食,贞人立即宣称这是“先王因祭祀降格而震怒”,要求盘庚增加人祭规模。当彗星出现时,他们又散布“彗星扫北斗,主刀兵起于萧墙”的预言,暗示迁都引发天怒。这些言论通过贞人控制的市井传唱者扩散,在民间制造恐慌情绪。
殷墟出土的非王宫区甲骨显示,同期民间占卜活动激增,内容多涉及“王都吉凶”,反映神权集团成功引导了舆论焦虑。因此在盘庚死后,王权一度有复兴之势,商朝国势转衰,直到商高宗武丁执政后再次强力整顿职场,才扭转局势。
至于资本财团颠覆罗斯福政府的阴谋,则白纸黑字地记录在历史中,但也被刻意扭曲掩盖,以至于大多数人闻所未闻。
以摩根财团为首的金融资本,因不满罗斯福新政。他们秘密策划,计划招募50万退伍军人组建“美国军团”,在华盛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罗斯福政府!华尔街财阀试图借鉴他们扶植希特勒上台的成功经验,镇压工会、扩军备战,打造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为大资本利益服务。
退役海军少将斯梅德利·巴特勒,因战功威望被选为傀儡领袖,承诺拥立其建立法西斯政权(类似墨索里尼)并掌握实权。而元首则由退役陆军准将约翰逊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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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梅德利·巴特勒
这场被称史学界称为华尔街政变(Wall Street Putsch)或商业阴谋(Business Plot),还没有实施胎死腹中,居然是麦克·阿瑟力挽狂澜,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力挽狂澜。
因为麦克·阿瑟太不做人,导致资本集团选中的代理人巴特勒,内心早已对资本集团的丑恶嘴脸厌恶至极。
1932年5月,美国一战退伍老兵携家带口前往华盛顿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全部偿付他们的退伍补助金。这些老兵为国家流过血,如今却被拖欠补助金而穷困潦倒,大萧条更让他们生活雪上加霜,纷纷跌入斩杀线。
游行队伍共约2万余人,在国会大厦附近露营,每天秩序井然地到国会山请愿。在老兵的示威压力下,6月15日,众议院投票通过支付退伍金的帕特曼法案。这让华尔街财团十分不满。
这帮臭丘八,居然敢跟老爷们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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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向当时还在任的胡佛总统报告,“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危险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想从濒于枯竭的国库索取金钱的作为……红色组织者渗入了退伍军人组织,并立即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手中接过了指挥权”。
麦克·阿瑟提到的“共产革命”,让胡佛神经高度紧绷,后者施压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法案,并下令武力镇压,麦克·阿瑟作为主要执行者,后者率领装备有坦克机枪的全副武装的现役部队作为镇压主力。
头颅与肢体齐飞,履带共鲜血一色。
数百名老兵及其家属包括儿童倒在血泊中。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华盛顿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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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死硬分子麦克·阿瑟制造的“华盛顿惨案”,让美国社会上下哗然,也惊醒了巴特勒这个梦中人。
作为退役的海军少将,巴特勒对老兵的行动十分支持,还亲自街头给老兵打气,结果亲眼目睹了血腥一幕,现役美军如何屠杀手无寸铁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这让巴特勒彻底看清了资本的真实面目。
用到你了,你就是国家英雄;用不到了,就只能润滑履带;
政变成功,我是资本的傀儡;政变失败,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1934年11月,巴特勒录制了一段公开影像,向全美国政坛揭露,一场蓄谋已久的法西斯主义政变即将发生,其幕后公司甚至包括了摩根大通银行、通用汽车、美国标准石油公司以及美国豪门杜邦家族,以及钢铁石油大亨普雷斯科特·布什。
这场差点颠覆美国的阴谋,诡异的不了了之。纽约时报刊登社论,称这是一场“”巨大的恶作剧”,时代杂志等无数媒体也跟风称这场阴谋根本不存在,并且嘲笑巴特勒的所有指控。社会舆论甚至称,这是“今年最好的笑话故事”。
政变矛头虽然指向小罗斯福,而且他毫不留情地鞭打资本主义,主持了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但这次政变阴谋牵扯太大了,如果真要彻查下去,能把天捅破了,彻底动摇美国国本。
美国国会保持了微妙的克制,他们迅速组建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最终承认了巴特勒的一些描述,然而也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处罚,更没有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但国会委员会最终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这些企图确实被讨论过、计划过,一旦资助者认为时机成熟,就可能付诸实施。"
四、妥协的代价
九世之乱,诸侯不朝,让大邑商对于延续统治丧失信心。百年动荡让他们对于结束乱世无比渴望,但又苦于找不到一条出路。盘庚的计划,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因此即使是保守派贵族,也有不妨一试的打算。
大萧条期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面临全面崩盘,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人人追问“蓝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
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界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已经破产,世界的未来不过是二选一的问题:要么向左,走向左翼激进的社会主义,要么向右,走向右翼激进的法西斯主义。
全靠天降猛男罗斯福横空出世,硬是在基本盘没有大动的情况下,给美国打上了一整套社会主义修复补丁,把行将散架的资本主义修修补补,挺到了二战爆发,通过战争红利狠狠地回血。如果罗斯福身体健康,在战后再让他彻底贯彻治国理念,搞不好会假戏真做,真的把美国换道到社会主义方向上也说不定。
盘庚迁殷与罗斯福新政,跨越三千年,两场自上而下推动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变革,不同程度地挽救了两个资本霸权帝国的命运,将其从崩溃的悬崖边缘拉回,并成功为其续命。
盘庚的改革存在明显局限。他在上层做出了诸多改革尝试,但未能触及根本。
尽管借助迁都的建设过程,盘庚进行了权力集中和利益重新分配,但并未实质性触及商朝的经济根基——青铜-奴隶贸易体系以及与之相连的人祭制度。
在新城建设红利过去之后,大邑商的经济体系必然还是要重回青铜-奴隶贸易体系,人祭必然回归,反而在殷墟留下规模更大的祭祀坑。神权资本权力也随之死灰复燃。
盘庚改革的妥协,源于神权集团的阻力,也暴露了改革的不彻底性。
商高宗武丁时期对外武装扩张加速,必然获得大量战俘,战俘补充奴隶人口,推动生产力快速增长,当诸侯消费力不足时,经济危机又会卷土重来,过度的经济汲取逼迫诸侯更强的反抗,只能愈发依赖战争征服与人祭威慑的恶性循环。
罗斯福新政同样留下未竟事业。在空前危机的压力下,资本集团接受了累进税制(最高税率94%)均贫富,但华尔街的金融权力结构未被触动。
罗斯福去世之后,新政戛然而止。资本利益集团扶植傀儡杜鲁门上位,并构建全方位的防御体系,防止再出现第二个罗斯福。他们不仅在最高法律层面,通过第22修正案封死了总统长期执政的道路,更通过强化国会与司法权、允许资本深度介入政治、改变国家政策导向等方式,系统性地拆解了罗斯福式强权总统所需的权力基础。
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开启美元霸权时代,美国像商朝通过青铜贸易维系朝贡体系一样,建立全球金融网络。
外部扩张红利使得内部改革被彻底搁置。当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获得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特权,却也埋下金融脱实向虚的隐患。2008年金融危机和2020年社会撕裂,都可视为这种半途而废的改革所积累矛盾的爆发。
五、失败的屠龙英雄
商朝天下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压迫之上。无论开头是怎样,最终都会演化为对他人价值的无限制压迫和榨取。
对精神的压迫和榨取,发展到极致就是所谓的宗教神权;
对肉体的压迫和榨取,发展到极致就是暴力奴役和活人献祭。
所以,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最终都会走向奴隶制。
我们看商朝阴森恐怖,是因为它发展时间时间足够久,早期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光环早已褪去,暴露出资本主义最为血腥恐怖的一面;
反观美国,是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生产力发展的美好印象还在脑海中形成挥之不去的幻象,对于画皮之下已经暴露的血腥恐怖的奴隶制本体视而不见。
商朝的青铜-奴隶贸易秩序,与当代美国的石油美元体系异曲同工。因此美国的归宿,也会跟商朝类似:
当通过货币金融再也无法榨取到财富时,资本饕餮贪婪的胃口无法满足,就只能依靠暴力和神权,无底线地压榨人的血肉和精神,我们将看到一个建立在暴力和神权之上的奴隶制帝国。
今天,当世界面临新的十字路口,这些历史经验显得尤为珍贵。无论是商朝的青铜礼器还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当它们从服务社会的工具异化为统治社会的目的时,系统的崩溃就已注定。
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周期性的危机应对,而在于能否打破物化逻辑的恶性循环——这或许是盘庚与罗斯福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
盘庚和罗斯福,这两个相隔三千年的屠龙英雄,尽管他们未竟全功,但他们的努力依然值得后人赞颂。
从盘庚迁殷到罗斯福新政,三千年历史揭示同一规律:真正有效的改革必然触动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则是底层经济机制的重构,而任何半途而废的妥协都会为更大危机埋下伏笔。盘庚的迁都使商朝延续二百年,但未改变神权资本的物化逻辑;罗斯福的新政帮助美国度过危机,延寿近一个世纪,但未遏制金融资本的无限扩张,也没有改变人被资本物化的基本逻辑,最终功败垂成。
至于洪清,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实属人类文明的虫豸败类,垃圾中的垃圾。
洪承畴明明深刻洞察了明末深刻的社会弊病,至少可以进行一场类似盘庚迁殷或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但洪清父子却选择逆练洪范九畴,将维护门户私计,进行寄生性殖民统治作为第一性原理,用杀戮、愚民、隔绝内外科技文化交流,满蒙回藏相互牵制等手段来维持其脆弱的僭主统治,通过内外勾结,通过十三行白手套趴在中国这幅躯体上大肆吸血,险些让华夏文明彻底窒息而亡,手段之卑鄙龌龊,用心之险恶,实乃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未完待续)
洪清宇宙系列(连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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