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去去去!哪来的叫花子,这也是你能乱闯的地方?”
1937年10月,长沙临时大学的校门口,一场激烈的推搡正在上演。守门的警卫怎么也想不通,眼前这个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酸臭味,甚至脚底板都在流血的“流浪汉”,为什么非要往学校里钻。
这“流浪汉”劲儿还挺大,不管警卫怎么推,他就是不肯走,怀里死死抱着一个脏兮兮的咸菜坛子,仿佛那里面装的是他的命。
就在警卫准备动粗把人轰走的时候,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了校门口。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位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儒雅中年人,正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接下来的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那个刚才还唯唯诺诺的“流浪汉”,猛地冲向梅贻琦,嘴里喊出的不是乞讨的吉利话,而是沙哑的一声:“梅校长!”
梅贻琦定睛看了足足五秒钟,原本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紧接着眼眶唰地一下就红了。他不顾对方身上那层厚厚的泥垢和汗臭,一把抓住了那双满是血泡的手。
这哪里是什么乞丐?这分明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年轻、最有才华的教授——赵忠尧。
而他怀里那个死都不肯撒手的咸菜坛子,装的也不是什么腌萝卜,而是全中国当时唯一的一份、价值连城的“国宝”。
这事儿,得从几个月前那场天崩地裂的变故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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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一响,北平的天彻底塌了。
日本人进城进得太快,快到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原本宁静的清华园,瞬间变成了日军的兵营。那些曾经书声琅琅的教室,现在住满了日本兵;那些曾经用来做实验的操场,现在跑的是日本人的军马。
当时的局势有多乱?别说仪器了,连人都得赶紧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教授们、学生们,能跑的都跑了,不能跑的也都躲进了租界。
但赵忠尧没跑,或者说,他跑了一半,心又悬了起来。
他心里惦记着一样东西,一样能要了他命,也能救中国命的东西。
那是他几年前在英国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进修时,著名的卢瑟福教授(一说是其实验室)送给他的一份珍贵礼物——50毫克镭。
别小看这50毫克,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儿属于世界级的顶尖科研物资,受到全球严格管控。没有它,很多高能物理实验根本没法做。说得直白点,这就是打开原子能大门的钥匙,是核物理研究的“火种”。
此时此刻,这把“钥匙”还锁在清华园物理系的实验室保险柜里。
赵忠尧越想越怕:这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后果只有两个。要么,被日本人拿去搞研究,反过来造武器打中国人;要么,直接被这帮不识货的大兵当废铁给毁了。
不管哪种结果,都是中国科学界无法承受的损失。
赵忠尧做了一个决定:回去!把镭偷出来!
这操作在当时看来,基本就是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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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已经被日军接管了,门口全是荷枪实弹的岗哨,进出都要严密搜身。一个中国人,想进去拿东西?那是做梦。
但赵忠尧顾不上那么多了。他和同样心急如焚的梁思成商量了一番,决定冒险一试。
那天晚上,夜色黑得像墨一样。赵忠尧趁着日军换岗的间隙,偷偷潜回了熟悉的校园。每走一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周围全是日本兵的巡逻队,皮靴踩在地上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
他像个幽灵一样摸进了科学馆。到了实验室,打开保险柜,那装着50毫克镭的铅筒还在!
赵忠尧长舒了一口气。但问题来了:怎么带出去?
这铅筒虽然不大,但沉甸甸的,而且形状太显眼。要是直接揣兜里,过岗哨的时候一摸一个准,到时候别说镭了,人也得搭进去。
赵忠尧灵机一动,他在杂物堆里翻出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咸菜坛子。
这坛子平时就是装咸菜用的,不起眼,甚至带着一股子土味儿。他把铅筒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又塞了些破布烂絮,伪装成一坛子普通家当。
就这样,堂堂清华教授,抱着个咸菜坛子,在夜色的掩护下,混在逃难的人群里,溜出了清华园。
03
出了校门,并不代表安全了。
从北平到长沙,几千里的路程,当时大半个中国都在打仗。火车时断时续,路上到处是日军的检查站,还有趁火打劫的土匪。
赵忠尧看着自己这身教授打扮,太扎眼了。穿长衫、戴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是日本人重点盘查的对象。
他心一横,干脆把长衫脱了,换了身破烂衣服,抓把锅底灰往脸上一抹,头发弄得乱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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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好了,往人堆里一扎,谁也认不出这是位留洋归来的大博士,活脱脱就是一个逃荒的难民,甚至是讨饭的叫花子。
这一路,走得那是真叫一个苦。
为了躲避日军的盘查,大路不敢走,只能走小路;白天不敢多赶路,只能晚上摸黑走。
最要命的是那个咸菜坛子。
要是装的真是咸菜,累了还能扔了。可这里面装的是中国核物理的未来啊!赵忠尧连睡觉都不敢撒手,必须死死抱在怀里。
有一次在火车站挤车,人挤人,差点把坛子挤掉了。赵忠尧当时就急了,发疯一样护住坛子,被人推搡、被人骂神经病,他一声不吭,只是把坛子抱得更紧了。胸口因为长时间抵着硬邦邦的坛子,磨破了皮,结了痂,又磨破,血水把破衣服都粘在了肉上。
为了省钱,也为了不引人注意,他饿了就啃两口干粮,渴了就喝点生水。
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到济南,再到徐州、南京、武汉,最后折向长沙。这一路几千里地,赵忠尧愣是靠着两条腿和各种简陋的交通工具,硬生生走了过来。
甚至有一次遭到了土匪的盘查,土匪翻遍了他全身,除了几个铜板啥也没有,嫌弃地踢了踢那个破坛子,骂了句“穷鬼”,才放他走。赵忠尧当时心跳都要停了,要是土匪把坛子砸了看里面有没有银元,那一切就完了。
等到他终于站在长沙临时大学校门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此时的赵忠尧,面黄肌瘦,胡子拉碴,身上散发着馊味,鞋底都磨穿了。也难怪门卫把他当成了要饭的。
04
回到开头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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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校长把赵忠尧领进了办公室。
赵忠尧把那只脏兮兮的咸菜坛子轻轻放在桌上,打开盖子,取出了那个完好无损的铅筒。
赵忠尧沙哑着嗓子说:“校长,东西在,还在。”
说完这句话,这个七尺男儿,这个一路上一声苦没叫过的硬汉,眼泪刷地流了下来。
梅贻琦看着那个铅筒,又看看赵忠尧胸口那被磨出的血印子,这位一向沉稳的校长,眼泪也止不住了。他知道,赵忠尧带回来的不仅仅是50毫克镭,而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口气,是一种“国破山河在”时不屈的脊梁。
这50毫克镭,后来跟着学校继续南迁,到了昆明,成了西南联大物理实验室的镇馆之宝。
在昆明那几间破草房里,在日军飞机的轰炸声中,赵忠尧就是用这来之不易的镭,给学生们做实验,开设了核物理课程。
你们猜猜,当时坐在台下听课的学生都有谁?
有个年轻人叫杨振宁,后来拿了诺贝尔奖。
有个年轻人叫李政道,后来也拿了诺贝尔奖。
还有个年轻人叫邓稼先,后来成了中国的“两弹元勋”。
还有朱光亚、王淦昌……
可以说,中国后来的“两弹一星”,那朵在罗布泊升起的蘑菇云,最初的火种,就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咸菜坛子里。
05
故事讲到这,还没完。
赵忠尧这个人,真的是纯粹得让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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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0年,他在美国做实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现了正电子的存在证据。这在当时是物理学界的惊天大发现。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比他晚两年发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森。
世界欠赵忠尧一个诺贝尔奖。
但这事儿,赵忠尧自己从来不挂在嘴边。他不在乎什么奖不奖的,他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中国要有自己的科学,中国不能再受人欺负。
1946年,他又受命去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实验。为了买加速器,他在美国省吃俭用,甚至去打工赚钱,把能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买零件。
1950年回国的时候,他又被美国扣押,关进了军事监狱。但他硬是顶住了所有的压力,哪怕是坐牢,也要回国。最后,还是在祖国的严正交涉下,他才得以脱身,把那批关键的加速器器材带回了北京。
有些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爱国。
赵忠尧晚年的时候,过得很简朴。谁能想到,这个在街头遛弯、穿着普通的老头,就是中国核物理的鼻祖?
一九九八年,赵忠尧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他走得很安静,就像当年他抱着那个咸菜坛子,安静地走在逃难的路上一样。
现在,你要是去清华大学或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能看到赵忠尧的塑像。
那50毫克镭的故事,已经成了历史。那个咸菜坛子,可能早就化成了灰。
但有些东西,比镭更发光,比核武器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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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中国读书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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