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华野名将，女儿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唯一的儿子仍在一线奋战

他是华野名将，女儿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唯一的儿子仍在一线奋战

原标题：他是华野名将，女儿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唯一的儿子仍在一线奋战

1948年初冬的夜里，睢宁西南的一个小村庄灯火不熄，几百辆骡车依次驶进粮仓。车夫嘀咕：“刘司令说了，今晚必须把最后一袋米送到前沿。”没人敢懈怠，因为谁都清楚这一仗的后勤指挥者刘瑞龙向来雷厉风行。

皑皑寒风吹得篝火乱跳，前线枪声不时传来。第三野战军弹药、粮秣若有半点差池，正在鏖战的将士就要挨饿断弹。守库的老乡后来回忆，那几天刘瑞龙几乎不合眼，地图摊在炕头，补给路线一改再改，最短那条只比敌人火力圈外多绕三里地。

华东野战军的官兵习惯称他“刘大胆”，却也佩服他心细如发。可很少人知道，眼前这位浑身透着干练劲头的中年将领，18年前还只是苏北一起农民武装起义中的青年宣传骨干，一把梭镖都没握顺过。

时针拨回1930年春。沭阳、宿迁一带正闹旱灾，地主催租步步紧逼。在党的发动下，红十四军宣布成立。枪声虽响，实力却单薄，起义不到三月便被血腥镇压。负责鼓动的刘瑞龙被迫潜入上海。那座布满探子与暗哨的城市，让他第一次懂得隐蔽战线的残酷——每天更换落脚点，随身只留一张写着联络暗号的香烟纸。

1932年秋，叛徒告密，上海地下组织遭重创。按照中央指示，刘瑞龙乔装成川盐商人，经水路辗转千里，摸进了四川、陕西交界处的新生苏区。那里峰峦如削，乡路难行，却聚集着红四方面军的余部。为了让山里百姓明白红军为何而战，他带人凿石为碑，刻下四个大字：“赤化全川”。

这四字用红泥涂色，隔着几里也能看见。1935年红军北上后，当地军阀雇人上崖涂抹，试了几日徒劳，无奈作罢。残存的朱红在山风雨打里渐褪，却让人记住了那段峥嵘岁月。

川陕岁月里，刘瑞龙领着宣传队边写歌边扩军。大幕一拉，羊皮鼓点一响，唱词里“打土豪、迎红军”的韵脚刚落，报名处早已排起长队。短短半年，万余青年持梭镖改扛步枪，极大缓解了前线兵员不足的窘境。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南下江苏，1940年出任淮海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那是一片河网纵横的平原，日伪据点星罗棋布。为了撑起根据地，他先修堤筑路，又办淮海抗日干校，“不识字也要学，扛枪也要懂政策”成了校训。三年里，干校训练出两千余名基层干部，后来多人成为华东局、苏北区的骨干。

减租减息同样刻不容缓。当地高利贷年息三分利起步，不少佃户欠租后被逼得卖儿卖女。淮北行署依刘瑞龙之议，颁布《借贷暂行条例》，限定田租不超四成，利率降至月息三分。老汉们抹泪说：“这回真见到天亮了。”

他的另一把利刃是廉政。凡有干部收礼，一经查实“如数罚没并登门道歉”。某次行署仓库失米两石，保管员想塞烟赔礼，被他厉声喝止：“公家一粒粮，都靠老百姓汗水换的！”从此贪风稍有抬头即被斩断。

解放战争爆发，刘瑞龙调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副参谋长、后勤司令。淮海战役期间，宿营地麦田被炮火烧成灰，他硬是发动十五万民工和三万多辆大小车，把江北沿线的粮食倾斜支前。有人担心运不完，他点着油灯说：“分段交接，错峰行军，宁可车空返，也不能让前线断饭。”一句话，给繁忙到极限的后方打了强心针。

枪炮声终究停下。1950年，他进入中央农业部任常务副部长，曾牵头调研西北旱作农田，两个月跑了十一个县。出差回来，就诊断冠心病，再没放慢节奏。1988年5月25日凌晨，他在广州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刘瑞龙与夫人江彤养育四个子女。江彤曾任新四军皖北区妇救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又入清华深造，被同窗称为“最能熬夜的母亲”。家教尤其严格——晚饭后全家必围桌自学一小时，闹钟一响谁也不得偷懒。

长女刘延东1945年出生在苏皖前线的野战医院。1964年考入清华工程化学系，毕业后下唐山化工厂，从操作工干到车间主任，二十年里换过三十多套工作服，却没向同事透露父母履历。1980年调入北京市委，此后步步擢升，201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唯一的儿子刘延申醉心科研。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系成立之初设备紧缺，他把部队上淘汰的轮式电子管机改装成教学实验台。三十余年扎在机房，编写了多篇网络教学模型论文，被同行称作“课堂里的行军参谋”。

二女儿刘延淮长期从事专利情报检索，主持国家科技部数个重大项目；三女儿刘延宁在国家发改委工作，参与多项区域发展规划，还曾在两会上就农村教育提交建议稿。

刘瑞龙一生未挂元帅、将星，却用枪杆子、算盘珠和刻刀写下自己的注脚。其后，他的子女各自择道而行，却都秉持那条家规：干事先做人，为公不为私。丈夫、父亲、司令、部长，这些角色拼合出一个耐人寻味的背影——在烽火硝烟里铸成，在清贫严谨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