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给毛主席带去188张照片，事后问秘书：主席喜欢哪几张照片

1972年1月10日，冬日凌晨的八宝山格外寂静，天空透着铅灰色。陈毅元帅的灵堂内外，人群在寒风里几乎屏住呼吸。那天并没有安排摄影任务，杜修贤原本只是作为陈老总的老朋友前去吊唁。然而，当毛主席扶着工作人员的手、步履缓慢地出现在灵堂时，杜修贤还是下意识举起了相机。快门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听得一清二楚，像是提醒他：眼前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依旧用行动支撑着国家的仪式感，也让所有在场者忽然意识到——时间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回到新华社暗房，胶片在显影液中浮现，毛主席面容上的疲惫清晰可见。杜修贤盯着底片发了好一阵呆，才想起周总理不久前那句交代：“主席身体不好，拍照三分钟，闪光灯一律免。”三分钟说来容易，真正操作时却像在和秒表赛跑。可只要想到主席一次又一次坚持会见外宾、坚持和群众握手，这点麻烦又算得了什么？

1970年元月，杜修贤接到调令，改任毛主席专职摄影记者。消息是秘书小张带来的，他一边收拾器材一边嘟囔：“一个人兼着两摊活儿，你手速再快也得喘气啊。”杜修贤笑着摆摆手：“总理信得过咱，主席又点名，没得挑。”实际上他心里没那么轻松——周总理的日常外事活动已让他忙得团团转，如今再加上主席，镜头的重量突然比任何时候都沉重。

新工作第一次真正落地，是在中南海书房。毛主席接见外宾前十分钟，杜修贤蹑手蹑脚进屋取景，满眼都是书：线装本、旧卷轴、俄文译著、马克思全集……书架几乎顶到了天花板。没人出声，连脚步声都被厚厚的地毯吞掉。忽然，一句陕北顺口溜打破静默：“陕北的婆姨米脂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瓦窑堡的炭。”毛主席笑眯眯地站在他身后，说话声里带着浓重的乡土味。杜修贤愣住，赶紧回礼：“主席，我就是米脂人。”气氛一下轻松，再拍照时，他的快门干脆利落，时间竟恰好掐在三分钟之内。

随后几年，常人眼里屡见不鲜的重大场面，对摄影师来说次次都是新的考验：1971年7月，基辛格机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踏上北京机场；1973年，主席在游泳池会见基辛格……镜头背后，杜修贤得飞奔换角度，得掐秒关灯，还得确保照片既有纪实价值又能让老人家看得舒心。唯一的诀窍就是“提前想好三张最稳妥的构图，多余念头全剔掉”。

1975年10月，南斯拉夫代表团到访，毛主席抱病见客。会见结束后，他抬头望了眼天窗，自嘲似的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要我去见上帝。”外宾愣住，秘书们心里发酸，杜修贤按下快门，画面里的老人仍在微笑。这天晚上，秘书小张来敲他的宿舍门，声音压得极低：“老杜，主席眼睛越来越费劲，可他最近常摸黑看一张旧照片。我想给他找些年轻时的片子，能帮忙吗？”杜修贤想了想，点头：“我调档案库，把所有年份的照片挑出来，宁可多不要少。”

三天后，他扛着一个纸箱来到毛主席住宅。箱子里共188张二十寸照片，时间跨度从1936年延安直到1975年书房。秘书小张递过一张收条，还开玩笑：“先声明，可不能少，一张都得还。”杜修贤也逗他：“要是真少了，就算我把奖金贴进去。”

照片送上去那一刻，没有任何人知道主席会如何回应。整整一个月，音讯全无。直到初冬某日下午，杜修贤被叫到中南海开碰头会。张耀祠副主任把两张被划了叉的照片推给他，一张是主席游泳后用毛巾擦脸，另一张是晚年伏案批阅文件。“主席建议换掉，你再挑。”张耀祠的口气一如既往平和。

会议散后，杜修贤拽住秘书小张：“到底哪几张他老人家最喜欢？”小张先是笑不作声，随后从一厚摞照片中抽出两张：“延安的这两张，他提起最多。”第一张由吴印咸拍摄，1942年春，毛主席在窑洞前做报告；第二张是骑马巡村照，背景里的黄土高坡显得粗粝。杜修贤不由得轻叹，难怪老人家偏爱——当年热血、当年豪情，全浓缩在这一瞬。

“主席看照片时，常常把饭放凉，”小张压低声音，“他用放大镜，一张一张地讲那年的故事。别看眼睛不好，哪年哪月哪日几乎都没差。”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人到晚年，大概总想再走一趟走过的路吧。”

摄影师的职责在这一刻被无限延伸。照片不仅仅给报纸配版，更是给一个时代、给那位老人留下可以触摸的记忆。1976年5月12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访，毛主席坐在沙发上，面颊明显消瘦，但仍努力抬手示意握手。三分钟拍摄时间转瞬即逝，杜修贤额头渗出细汗，却捕捉到主席抬眼那一下的清亮。那之后不久，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坚持想见毛主席。工作人员考虑再三，深夜上报。主席那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却仍答复：“可以见。”短短几分钟会面，布托说：“您高举人民革命的旗帜。”主席摆摆手：“没做出多少成绩。”声音微弱，却足够让记录者把历史的句点定格。

那张与布托握手的照片，成为毛主席生前的最后影像。胶片冲洗出来时，照片上微微泛黄的光晕像是故意留下的时代噪点，掐掉再好不过，杜修贤却没有动。他觉得那层光晕里写满了呼吸、病痛、坚持，也写满了一个时代渐渐落幕的征兆。后来在送审单上，毛主席为影集把自己选中的照片名字一一画圈。圈是闭合的，照片却是开放的，它们串起二十世纪中国最动荡、也最昂扬的年轮。

新影集最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在主席有生之年出版。杜修贤回头算，自己真正按动快门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过几小时，可那些画面足够撑起几代人的回忆。他常对年轻摄影记者说：“秒表掐到第三下一定要收工，可镜头里的三秒，胜过很多人几十年的记忆。记住，拍领袖更要拍时代。”话音落下，他会低头翻看那两张延安旧照，神色似乎又回到窑洞外的春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