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布雷传》《张季鸾传》《大公报史》《民国文人往事》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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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云，两支笔杆子名震天下。
南边南京城，总统府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那栋洋楼里，有个读书人埋头写着各种文告，字字句句都得经过反复斟酌。
这个人叫陈布雷，浙江慈溪人，人称"领袖文胆"。
蒋介石的重要讲话，政府的关键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笔。
蒋介石评价他："畏垒椽笔，胜过百万大军。"
北边天津卫，《大公报》馆也是灯火通明。
主笔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一个陕西汉子正在奋笔疾书。
社论写得酣畅淋漓，骂起军阀来毫不留情，连当权者也得掂量三分。
这个人叫张季鸾，陕西榆林人，被尊为"报界宗师"。
周恩来评价他："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两个人年纪相仿，文笔都是一流。
陈布雷1890年出生，张季鸾1888年出生，相差不过两岁。
两个人都是那个时代最会写文章的知识分子，都在民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个在权力中枢为统治者服务，一个在新闻战线为民众发声。
表面看，都是舞文弄墨的读书人，可走的路却截然不同。
一个选择了依附，一个选择了独立。
一个成了蒋介石身边最信任的幕僚，一个办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历史给了他们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才华，同样的机会。
可最终，他们留下的印记却大不相同。
这其中的差距，藏着什么秘密？
这两支笔杆子，到底哪一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痕迹更深？
【一】两个江南才子的不同出身
1890年11月15日，陈布雷出生在浙江慈溪县一个富裕的茶商家庭。
他家在当地算是有名的"官桥陈氏"，祖父陈克乔经营茶叶生意，手头宽裕后就置办田产。
父亲陈依仁除了继续做茶叶生意，更重要的贡献是办起了陈家私塾，专门培养陈氏子弟。
陈布雷是家中长子，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5岁开始识字，跟着父亲读《诗经》《论语》《春秋》《左传》《尚书》这些经典。
堂兄陈训正是他的启蒙老师，这位堂兄后来也成了浙江地区的文化名人，曾任杭州市市长。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陈布雷接受了最传统、最正统的儒家教育。
13岁那年，陈布雷进入慈溪县中学堂。
1904年，他秘密参加了一个叫"覆满同志社"的革命团体，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1906年，他转入宁波府中学堂，几个月后又考入杭州的浙江高等学堂预科。
这所学校是浙江大学的前身，师资力量雄厚，汇集了一批名师。
在浙江高等学堂，陈布雷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
教英文的邵裴子，教法文和外国史地的张文定，教国文和经学的杨敏曾，还有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洪培克，专门教历史地理和伦理学。
这些老师打开了陈布雷的视野，让他从传统的儒学走向了现代的新学。
1911年初，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成绩排名第四。
毕业后路过上海，他寄居在《天铎报》社。
当时报社的戴季陶结婚请假，就让陈布雷代班。
21岁的陈布雷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用"布雷"这个笔名写评论。
两年前的1888年3月20日，张季鸾出生在山东邹平县。
父亲张楚林是清光绪三年的进士，在山东做过知县。
张楚林这个人很有意思，早年弃武从文，在总兵刘厚基和知府蔡北槐的栽培下考中进士。
可惜官运不济，一直在山东的小县城里做知县，终身没能升迁。
张季鸾小时候身体弱，还有点口吃，但特别聪明。
读书过目不忘，下笔千言。
1901年，张楚林病死在济南任上，享年66岁。
13岁的张季鸾跟着母亲王氏，带着两个妹妹，赶着驴车从山东沂水出发，一路西行，把父亲的灵柩运回陕西榆林老家。
这一路走了几千里，历经千辛万苦。
寒冬腊月，风雨兼程，三个孤儿寡母扶柩回乡的场景，让人想起来都觉得心酸。
这段经历对张季鸾影响很大，让他早早就懂得了人间疾苦，懂得了什么叫生活不易。
回到榆林后，延绥道陈兆璜欣赏张季鸾的文章，把他招进道署，亲自教他读书。
1902年秋天，在陈兆璜的资助下，张季鸾前往关中名儒刘古愚主持的"烟霞草堂"求学。
刘古愚这个人很有学问，治学严谨，特别重视经世致用。
张季鸾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
1903年，张季鸾离开烟霞草堂，考入陕西三原宏道学堂。
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辛亥革命的仁人志士，接触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
1905年，17岁的张季鸾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这是清末陕西派遣留学生最多的一次。
在日本，张季鸾先进入东京经纬学堂，后来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
留学期间，他和革命党人多有交往，课余担任陕西留日学生创办的《夏声》杂志主编。
这本杂志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清朝统治，在留学生中影响很大。
这是张季鸾新闻生涯的开端。
两个人的教育背景虽然都很好，但出身和经历却有明显差别。
陈布雷家境富裕，从小衣食无忧，接受的是典型的江南士大夫教育。
张季鸾早年丧父，家道中落，虽然也读了不少书，但更多体会到的是人生的艰辛。
这种差别，或许早就埋下了两个人日后不同选择的伏笔。
【二】从革命青年到职业报人的转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消息传到上海，整个知识界都沸腾了。
陈布雷在《天铎报》连续写了《谈鄂》十篇政论，按日刊发，响应革命。
这些文章文笔犀利，观点鲜明，很快让他在报界崭露头角。
1912年3月，陈布雷加入同盟会。
这一年，他回到宁波任教，同时给《四明日报》撰稿，还为上海、杭州各报写文章。
那时候的陈布雷，是个热血青年，笔下充满了革命激情。
1920年，陈布雷到上海参与编译《韦氏大学字典》。
1921年，上海《商报》创刊，陈布雷被聘为编辑主任。
从这时候起，他真正开始了职业报人的生涯。
在《商报》的几年，是陈布雷新闻生涯的黄金时期。
他写的政论文章抨击北洋军阀，支持国民革命，文笔锐利，观点鲜明。
孙中山看了《商报》后说："我们有些报纸虽属党员办的，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
《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
中国共产党的《向导》周刊经常转载《商报》的文章。
中共早期的革命宣传家萧楚女专门写信给陈布雷，赞扬他的革命精神。
著名报人邹韬奋也评价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
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那时候的陈布雷，是个有骨气的文人，敢于为民请命，敢于批评时政。
《商报》虽然销量日渐增大，但经济一直拮据。
陈布雷撑了几年，实在撑不下去了，1926年悄然离开。
张季鸾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更早。
1910年，他应同盟会元老于右任之邀，到上海协助创办《民立报》。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季鸾一度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
据说，张季鸾发出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民国成立后从南京发出的第一条新闻专电。
这条电报意义重大，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可张季鸾在政府里只待了三个月就离开了，重新回到报界。
1913年，张季鸾和曹成甫北上，在北京创办《民立报》，自己担任主编。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
张季鸾在报纸上秉笔直书，揭露案件真相，矛头直指袁世凯。
袁世凯大怒，下令查封《民立报》，还把张季鸾抓进监狱，关了整整三个月。
出狱后，张季鸾转战上海，先后担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季鸾在《民信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痛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
1916年，张季鸾应聘为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用"一苇"的笔名发"北京特约通信"。
他的文章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的"彬彬通信"齐名，以文笔酣畅受到读者欢迎。
同年，政学会的《中华新报》在北京创刊，张季鸾兼任总编辑。
1918年9月，张季鸾在《中华新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段祺瑞政府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的内幕。
段祺瑞恼羞成怒，下令查封报纸，张季鸾第二次被捕入狱。
这次出狱后，他回到上海，继续办报。
两次坐牢的经历，没有让张季鸾屈服，反而更坚定了他用新闻说真话的决心。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敢于揭露权贵的黑幕，需要多大的勇气？
张季鸾用行动证明，真正的报人不怕坐牢，不怕威胁，只怕说不出真话。
对比陈布雷和张季鸾这一时期的经历，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共同点：都是优秀的报人，都有正义感，都敢于批评时政。
陈布雷在《商报》抨击军阀，张季鸾因为揭露黑幕两次坐牢。
那时候，两个人都站在人民这一边，都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可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
【三】1926年的分岔路：独立与依附的不同抉择
1926年，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命运的转折点。
这年夏天，张季鸾失去了陇海铁路会办的职位，正闲居天津。
这时候，老同学胡政之找到他，说天津有份停刊的《大公报》，能不能一起接手办报。
胡政之是张季鸾的留日同学，1916年到1920年曾主持过《大公报》。
他懂经营，有管理才能，在报界很有声望。
两个人商量后，又找到另一个同学吴鼎昌。
吴鼎昌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手里有钱，也想办点事业。
三个人一拍即合。
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叫"吴鼎昌的钱，胡政之的管理，张季鸾的笔"。
三个人各有所长，正好互补。
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复刊。
就在复刊这一天，张季鸾写了一篇社论《本社同人之旨趣》。
这篇文章很重要，因为它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张季鸾解释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
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这"四不方针"一公布，整个报界震动。
要知道，那个年代的报纸，不是军阀的传声筒，就是党派的喉舌。
很多报纸拿着政治势力的钱，替金主说话。
敢于公开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需要多大的勇气？
可张季鸾就这么干了。
他说到做到，《大公报》从此不接受任何政治投资，不拿任何党派的钱，完全靠自己的经营生存。
报纸的立场，纯粹是公民立场，不偏向任何一方。
对任何党派、任何政府，有好的就表扬，有坏的就批评。
这种办报方式，在当时简直是异类。
可《大公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
差不多同一时间，陈布雷也面临着人生的选择。
1926年底，陈布雷和潘公展一起到南昌游览，有意见见国民党的要人。
1927年2月1日，农历大年初一，陈布雷应邀见了蒋介石。
这次见面，改变了陈布雷的一生。
蒋介石这时候正是春风得意。
北伐节节胜利，他的声望如日中天。
可蒋介石身边都是武将，缺少有文化的人。
他早就听说陈布雷是上海滩的名笔，这次见面，就是想拉拢陈布雷。
两个人一见如故，聊得很投机。
蒋介石表现出谦逊的姿态，对陈布雷"礼贤下士"。
陈布雷被蒋介石的诚意打动了。
几天后，蒋介石要写《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当场拔笔相助，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捉刀，一挥而就。
蒋介石看了非常满意。
1927年2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
这一年4月，他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
5月，又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从此，陈布雷正式进入国民党政权的核心。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政变"。
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陈布雷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蒋介石集团的。
有人说，陈布雷当时并不知道蒋介石要干什么。
这话有一定道理，可陈布雷是个聪明人，蒋介石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他不可能看不出来。
进入国民党政权后，陈布雷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
他不再是独立的报人，而成了政府的官员。
他写的文章，不再是批评时政的评论，而是为政府辩护的宣传。
1928年，蒋介石下野，陈布雷跟着辞职，回到上海担任《时事新报》主编。
等蒋介石上台，陈布雷又返回南京任职。
从这时候开始，陈布雷的命运就和蒋介石绑在一起了。
1936年，陈布雷被任命为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同时兼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他成了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幕僚，蒋介石发布的重要文电，多数出自他的手笔。
从此以后，陈布雷的笔就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而是属于蒋介石，属于国民党政权。
他写什么，不写什么，都要看蒋介石的脸色。
这支曾经犀利的笔，变成了权力的工具。
对比张季鸾和陈布雷1926年前后的选择，差别一目了然。
张季鸾选择了独立办报，虽然日子艰难，但保持了自己的人格。
陈布雷选择了依附权力，虽然地位显赫，但失去了独立性。
这两种选择，决定了两个人此后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四】抗战烽火中的两支笔：坚守与妥协的较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成了检验知识分子品格的试金石。
陈布雷在抗战中确实做了一些工作。
1937年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邀集国内知识界名流200多人。
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就是那段"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
这篇讲话稿，正是陈布雷起草的。
这段话传遍全国，激励了无数中国人投身抗战。
从这个角度说，陈布雷在抗战初期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途中在洛阳过夜。
当天晚上，蒋介石口授大意，陈布雷连夜挥笔写就三千多字的《对张杨的训词》。
第二天蒋介石一到南京，就把这篇训词交给各报发表。
陈布雷的才思敏捷，可见一斑。
抗战八年，陈布雷一直待在蒋介石身边，为他起草各种文告、演讲稿。
他写的文章，确实鼓舞了一些人的抗战热情。
他也支持亲属奔赴抗日前线，甚至设法掩护过一些民主人士。
从这些方面看，陈布雷不是个彻底的坏人。
可问题在于，陈布雷写的东西，都必须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来。
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陈布雷得把它写成"战略转移"。
政府内部腐败丛生，陈布雷不能直说，只能轻描淡写。
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却贪污腐化，陈布雷不敢揭露，只能歌功颂德。
这样的文字，能有多大价值？
张季鸾和《大公报》在抗战中的表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绝不在敌占区出版一天报纸。
为了这个原则，报馆六次搬迁，从天津到上海，从上海到汉口，从汉口到重庆，还在香港、桂林设立分馆。
1937年底，日军攻占上海。
《大公报》上海版因为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主动停刊。
停刊社论写道："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这句话掷地有声，道出了中国报人的骨气。
为了铭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
为了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香港《大公报》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
每一个版本的创刊日期，都有特殊的意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
香港《大公报》停刊前，总经理胡政之说了一句话："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
这种大无畏的民族气节，让人肃然起敬。
抗战期间，《大公报》不只是报道新闻，更重要的是发表社论，评论时局。
张季鸾的笔，既支持抗战，又敢于批评政府。
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却歌舞升平，张季鸾在社论里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问题。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一个重磅消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决定把当年的荣誉奖章授予《大公报》。
颁奖词这样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该报自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办报期间，始终能坚持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这项国际大奖。
在此之前，亚洲只有日本《朝日新闻》和印度《时报》分别于1936年和1938年获得过这个奖。
5月15日，重庆新闻界举行盛大庆祝会。
中国新闻学会、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在党中央礼堂举行茶会，庆祝《大公报》获奖。
周恩来派人送来贺联："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
还有一幅"同心协力"的条幅。
蒋介石虽然对《大公报》的批评常常不满，但这次也不得不表示祝贺。
国内各界名人纷纷发来贺电贺信。
这个奖项的意义，不只是对《大公报》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新闻界在艰难岁月中坚持独立办报的肯定。
抗战的艰苦岁月，严重损害了张季鸾的健康。
长年累月的劳累，加上战时生活条件恶劣，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
1941年9月6日，就在获奖不到四个月后，张季鸾在重庆病逝，享年53岁。
张季鸾去世的消息传开，整个中国都震动了。
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高度评价他。
毛主席发唁电称赞他"功在国家"。
周恩来题词："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个报人举行如此隆重的追悼活动，是绝无仅有的。
可就在这时候，陈布雷还在南京总统府里，继续为蒋介石写着各种文稿。
他知道张季鸾去世的消息吗？
肯定知道。
他听到国共两党对张季鸾的高度评价，心里会怎么想？
历史没有记录陈布雷当时的心情。
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同样有才华的文人，看到另一个文人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抗战胜利后，局势急转直下。
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政权江河日下。
陈布雷亲眼看着蒋家王朝一天天走向崩溃，他这些年为政权涂脂抹粉，到头来又有什么意义？
1948年11月13日深夜，陈布雷在南京的住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
他留下遗书，字里行间满是对时局的绝望和对自己的否定。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写下"当代完人"四个字。
一个自杀，一个病逝。
一个死于绝望，一个死于操劳。
两个人的结局，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
可这还不是故事的结束。
真正的差距，要到他们去世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
两个人留下的东西，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两个人对后世的启示，才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