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农商行给王晖的“硬任务”：上市、补短板、协同作战

导语：助推成都银行IPO并打造城商行标杆后，59岁的王晖火线接棒，时间已然紧迫。

长期由直辖市银行主导的农信体系格局，正被悄然改写。

1月5日，在邛崃市人民政府与成都农商行的座谈会上，王晖以成都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身份亮相。

而就在四天前，这家银行刚刚公布一个里程碑——截至 2025年12月31日，其资产规模正式突破一万亿元大关。

在中国农信体系的金字塔尖，万亿级农商行长期以来是直辖市的“特权”。从重庆农商行(601077.SH)、北京农商行，到上海农商行 (601825.SH)、广州农商行，无一不背靠行政级别极高、金融资源极度集中的超级城市。

而今成都农商行入局，打破了这一行政维度的刻板印象，成为全国首家跻身“万亿俱乐部”的非直辖市农商行。

在区域经济增速换挡、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成都农商行的“破局”，颇令业界关注。

当一家脱胎于农村信用社的地方银行，体量庞大到足以影响区域金融稳定时，它所面临的挑战，或许比攀登万亿高峰本身更为险峻。

长期以来，全国农信系统始终面临资本补充、治理结构和风险管控的 “不可能三角” 困境。

绝大多数县域农商行受限于地域经济的单一性，难以做大；而少部分试图做大的机构，又往往倒在了盲目扩张带来的坏账泥潭中。

随着监管容忍度收紧与风险处置成本高企，金融资源正加速显化出治理规范、资产优质的头部法人集中的“马太效应”。农信体系已从过去的 “全面开花” 走向 “头部集中”，跨越万亿规模的成都农商行，正是这一趋势的典型标志物。

在成为“例外”之前，成都农商行刚刚经历了一场罕见的风险出清与治理重构。

2011年至 2020年，安邦保险集团作为控股股东入主后，将其视为金融版图扩张的杠杆支点。那段时期，成都农商行资产规模狂飙，但也埋下股权结构混乱、关联交易失控、内控体系失效的隐患。

安邦系时期留下的“六宗罪”，包括未经监管许可的股权变更、违规开展重大关联交易、以及通过非标业务掩盖风险等，一度让这家银行游走在悬崖边缘。2017年，原行长李军因负有直接领导和管理责任，被取消高管任职资格5年。

随着安邦风险处置推进，成都兴城投资集团等市属国企接盘，2020年成都农商行正式回归国资怀抱。此后三年，从清理代持股权、规范股东资质，到重构 “三会一层”、建立关联交易防火墙，这家银行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

因此，2025年末的 “万亿” 规模，更像是治理修复与风险收缩后的 “恢复性增长”，而非单纯的规模扩张。

站在经济新周期的关口，市场更关心这万亿资产的 “含金量”。

从行业趋势来看，深耕当地的城农商行，天然具有优势。其本地客户黏性较强，且大行存款利率上限被约束后，中小银行略高的存款利率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客户吸引力显著提升，推动中小银行存款实现稳健增长。

截至2025年11月末，中小银行存款同比增长8.9%，同期贷款同比增长5.4%，贷款和债券合计同比增长8.2%。

具体到成都农商行，其存款优势更为突出。

依托80% 位于县域的网点布局，该行积累了庞大的存款基础，这也成为其风控稳健的重要支撑。截至2025年上半年，其不良贷款率仅 1.02%，拨备覆盖率超过441%。

这份 “稳健”，得益于其信贷投放高度集中于熟悉的成都本地市场，且大量涉农与小微贷款由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分担风险。

不过，成都农商行的盈利能力与同级别的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相比，仍存在肉眼可见的差距。

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归母净利润60.09亿元，增速回落至个位数区间，而同期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净利润已稳居百亿量级。

差距的根源，在于业务结构的“传统”与“单一”。利息净收入依然占据了其营收的绝对大头，非息收入占比长期低位徘徊。在利率下行、存贷利差不断收窄的行业寒冬中，这种依赖规模驱动的盈利模式，正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严峻挑战。

2025年4月，面对证监会提高后的基金托管资格门槛，成都农商行选择撤回申请；而在中基协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百强榜单中，该行亦未能上榜。

跨入万亿规模的中大型农商行，可以通过承接基建项目、做大对公贷款迅速堆积资产规模，但在需要精细化运营、投研能力支撑的财富管理、资产托管等轻资本业务上，规模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能力。

理财业务的处境同样佐证了这一点。截至2024年末，成都银行(601838.SH)表外理财余额约为700亿元，尚未设立独立的理财子公司，且规模仅为头部城商行的几分之一。

在“存款立行”的传统思维惯性下，如何构建第二增长曲线，避免陷入“大而不强”的陷阱，是这万亿巨轮必须直面的暗礁。

站在破局转型的十字路口，一把手的更迭背后，往往承载着特殊的使命。

2025年8月17日，成都农商银行公告确认王晖将调任该行，担任党委书记，并获提名担任董事长。

现年59岁的王晖，于2005年加入成都银行并出任行长，2018年升任该行董事长，原定任期至2027年6月11日。在加入成都银行前，他曾长期于建设银行(601939.SH)任职，历任建设银行成都分行投资信贷处处长，建设银行成都市第六支行行长、第一支行行长等职位。

王晖曾一手推动成都银行上市并打造为城商行 “明星股”。在王晖任职期间，成都农商行总市值较上市当年已翻番，股价连续四年位居A股上市银行前四，市净率连续两年位居A股上市银行前二。

国资股东将这样一位拥有丰富上市银行管理经验的“老将”调任成都农商行，意图十分明显。

一方面，希望将成都银行在规范化治理、零售转型和市场化运营上的成功经验，通过 “人” 的流动复制到成都农商行；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强烈的紧迫感，王晖接近退休年龄，任期窗口并不宽裕，成都农商行已无长周期试错空间，必须直奔 “补短板” 与冲刺IPO的主题。

成都农商行接下来的任务，不会再是长周期的试错，而是直奔主题的“补短板”与冲刺IPO。

作为目前万亿级农商行中少数尚未上市的机构，成都农商行的上市辅导已持续三年。王晖的到来，被视为上市进程加速的信号。但相比于他熟稔的城商行，农商行股权结构更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更棘手：如何处理庞大的村镇银行资产，如何在坚守支农支小定位的同时讲好资本市场故事，都需要这位老将付出极大智慧。

随着王晖履新，四川区域金融体系的“三驾马车”格局愈发清晰。

成都银行作为上市城商行，凭借灵活机制和市场化能力，主攻城市中高端客群与跨区域业务，扮演 “冲锋队” 角色。

四川银行依托省级平台优势，聚焦全省重大产业项目与地方债整合，承担“主力军”的使命。

而成都农商行，则凭借80%位于县域的网点深度和庞大的存款基础，守住县域与普惠金融的基本盘，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这种强调优势互补的错位发展，有望避免区域内同质化恶性竞争。

更重要的是，王晖的跨机构任职，为打破机构壁垒、推动协同创造了可能。成都银行的理财产品可通过成都农商行的乡镇网点触达下沉市场，而成都农商行的涉农资产也能对接成都银行的资金优势，在银团贷款、同业业务、理财代销等领域形成合力，激活川蜀金融的整体效能。

在当前宏观环境下，规模的护城河正在变浅。当息差跌破警戒线，规模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渐被管理成本边际上升所抵消，银行业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未来三到五年，将是成都农商行验证“万亿成色”的关键期。它需要证明自己不仅能依靠政策红利和区域惯性扩张规模“做大”，更能通过数字化转型、中间业务突破和精细化管理“做强”。

对于王晖和成都农商行管理层而言，万亿之后的每一步，都将是在重构地方金融的价值坐标系。

成都农商行的探索，早已超越一家普通农商行的发展命题。

它关乎农信体系如何摆脱行政层级束缚，在区域经济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关乎地方银行如何在规模与质量、传统与创新、政策使命与市场逻辑之间找到平衡；更关乎中国金融体系如何从 “规模崇拜” 转向 “价值深耕”，让金融活水真正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每一寸土壤。（阿尔法工场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