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优化大学基础研究治理

来源：环球网

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基础研究作为科学知识创新的核心环节，是现代大学学术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应用研究不同，基础研究更强调探索未知领域和理解自然规律，其成果往往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双一流”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基础研究不仅推动了科学知识的长期积累，而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源泉。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不断转型，为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双一流”大学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迫切需要优化其基础研究治理。基础研究的治理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它深受科学共同体的内部逻辑及外部社会、政策环境的影响，并在不同的知识生产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此，在不同知识生产模式下，“双一流”大学需要从治理结构、治理过程和治理文化等方面来分析其基础研究治理的特点，以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

“知识生产模式1”下的大学基础研究治理：一元、闭合、为科学而科学

自19世纪德国洪堡大学确立了科学至上的理性主义理念起，出现了强调“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大学本体价值观，由此形成了“知识生产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1”的逻辑为：大学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知识生产的主要内容几乎完全等同于纯粹的科学研究。该模式强调学科导向，即研究活动以学科为基本单元，以内生的学术逻辑为主。由此，大学基础研究的治理结构是以纯基础科学研究人员及多位学术精英与相对固定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人员，如教授委员会、研究所和实验室、研究生和博士后等为主体的一元治理结构。治理过程以闭合式同行治理为主，即研究质量的评判主要依赖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而非行政或市场力量。具体而言，形成了从资金申请到成果评价的制度化流程，即科研人员根据自身研究方向，向各类资助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等）提交研究提案；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以确保研究计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研究成果通过学术期刊、会议等途径进行发布，并接受学术界的评价和认可，从而保障了研究活动的质量和透明度。治理文化强调“为科学而科学”的学术价值观，即基础研究追求知识自身的增值与科学发展，不以直接经济或社会应用为首要目标；科研人员拥有选择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学术自由，不受外部干预；研究活动以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为核心目标，而非直接的经济利益；科研人员之间建立起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科学进步。这种治理模式强调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保障了学术自由和长期探索能力，但同时也存在局限，如跨学科整合不足、社会需求响应滞后、研究成果转化率低等。因此，大学在保持学术自主的基础上，需要引入更加灵活的治理模式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科研环境。

“知识生产模式2”下的大学基础研究治理：三元、半开放、应用取向

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盛，吉本斯（Gibbons）等人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与模式为模板，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2”的概念，强调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引入了“投入”“产出”“效率”“效益”“问责”等明显来自产业界的概念，大学的学术研究行为也开始被市场化的原则体系所控制。该模式强调跨学科、应用导向与开放合作的知识生产，治理格局呈现出多元化和社会嵌入性。由此，大学基础研究的治理结构是以“三螺旋”（即学术界、产业界、政府）为主的三元协同治理结构，通过合作、知识转移和资源共享，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共同参与研究议题的制定、项目管理和资源分配，实现资源配置的协同化，推动科研创新。治理过程以半开放式三元治理为主，即在学术自主的基础上引入外部评审、产业需求评估和政策导向，如研究议题不仅由科研人员提出，还受产业需求和政府战略优先方向影响；在同行评议基础上，引入企业专家和政策评审，为科研项目的可应用性提供评估；完善阶段性评估和成果转化追踪机制，确保基础研究兼顾创新性与应用潜力。治理理念以“应用取向”为主，即科研目标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强调知识转化与创新能力；知识生产不仅关注理论发展， 更强调解决社会、经济和政策问题；科研人员在科研过程中更加注重与企业和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这种治理模式推动了跨学科合作并强化了跨学科创新能力、提升了科研成果转化及应用能力，同时也带来了学术自由与外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挑战，为大学基础研究提供了兼顾创新性和社会价值的实践路径。

“知识生产模式3”下的大学基础研究治理：多元、开放、创新取向

“知识生产模式3”则由卡拉亚尼斯（Carayannis）于 2003 年提出，将知识分型的创新环境和生态系统观念引入，更加强调知识生产组织的异质性和多样化，以及知识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互动。该模式强调更加多元的知识生产集合体之间的协作性和创新性。由此，大学基础研究的治理结构是以“四螺旋”（即政府、大学、企业、公民社会）为主的战略合作治理结构，即通过引入公民社会作为第四个螺旋（即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需求导向）来形成大学与政府、产业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创造共享价值，推动教育、研究和学术使命的发展。治理过程以开放式多方协同治理为主，大学、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研究议题的制定、项目管理和资源分配；研究议题不仅由学术界提出，还受到社会需求和公众关注的影响；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形成多元化的研究团队，共同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理念以“创新取向”为主，即强调研究不仅要追求学术前沿，还要关注社会需求和实际应用，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强调社会责任意识，即科研活动不仅关注学术价值，还关注社会价值，强调研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强调开放共享精神，即倡导知识的开放共享，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这种治理模式不仅提升了基础研究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也促进了科研活动的多样化和活跃度，更提高了科研资 源的利用效率，为全球大学基础研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大科学时代下的中国“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治理：新型举国体制

在“知识生产模式3”下，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和研究主体、研究资金、研究设施设备的日渐扩大，科学研究不再是传统个人或少数精英的孤独研究，而转变为跨学科团队研究甚至是跨越国界的超大的、多元的战略合作研究，这就昭示着科学研究开始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其一，大科学时代的“大”体现为“大”的科学交流网络，即由国际国内科学组织或机构所形成的跨国性大范围的、多元的、开放的科学合作网络，致力于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大平台建设与互动网络建构来推动科学的跨学科、跨国的合作共赢。其二，大科学时代的“大”体现为“大”的科学研究问题，即这类科学研究问题复杂度高、研究活动规模大、跨越的学科多、研究设施特殊、研究结果对经济社会影响深远，由此需要做好统筹谋划、分工协作、整体推进的工作安排。其三，大科学时代的“大”体现为“大”的科学研究体制即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协同的体制，从而能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科学研究达到颠覆性、突破性效果。

在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模式3”也对中国“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中国“双一流”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阵地，其基础研究的总体水平有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投入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基础研究支持和评价机制有待完善。随着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中国“双一流”大学在基础研究治理领域需要坚持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的基本方针，并在基础研究治理中彰显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即统筹好“举国之力”与“学术之魂”间的关系便成了关键。具体而言，中国“双一流”大学要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即鼓励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及重大科学问题的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重塑治理结构即构建大学、政府、企业、公民社会间的多元协同模式，从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上处理好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优化治理过程即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和国际国内同行评议，从而实现举国范围内的基础研究资源配置，并最终服务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需求，提升基础研究的动力活力，奋力推进科技强国建设，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作者：陈娴，单位：南昌大学，本文系［课题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欧美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基础研究的治理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CIA23032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