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科工作36年，如今黯然退休，不应以成败论郁亮

这是雪贝财经第 413 篇原创文章

特约作者：刘利平

1月8日晚间，万科发布关于郁亮退休的公告：因到龄退休，申请辞去董事、执行副总裁职务，自此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措辞之间，审慎到没有任何情绪。用资本市场的标准话术来说，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而置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语境之中，这是一个人的职业终点、一家企业的注脚，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行业周期的“墓志铭”。

郁亮在万科工作了36年，其中17年处于这家公司权力结构的核心位置。他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万科从一家区域性房企，到行业乃至全球地产行业龙头企业的整个过程，直至这家企业今日之风雨飘摇。

当然，他也完整地走过了中国房地产从制度破冰、规模扩张，到金融化狂飙、再到急剧收缩的全过程。

在中国企业史上，能够在一家上市公司连续服务超过三十年，并长期处于权力中枢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多见。郁亮的存在，本身是万科“制度化治理”最具象的体现。

但正因为如此，当万科陷入今日之“债临城下”、公开违约几乎随时可能发生之极端困境时，舆论才会本能地将目光投向他。不是因为他制造了问题，而是因为他曾象征着一个被高度信任的基业传承样本，而今却被彻底推翻。

回到起点，郁亮进入万科时，中国房地产仍远未成为后来那个撬动金融体系与地方财政的核心行业。住房商品化刚刚起步，土地市场尚未完全放开，企业的竞争更多体现在工程能力、成本控制与执行效率上。

万科在那个年代选择了一条与多数民营企业不同的道路：弱化个人色彩，强调制度、流程和专业经理人；探索现代公司治理的“异类”，强调规范、制度、透明，而非创始人家族控制。

这条道路需要一批能够在规则之内成长、并相信规则的人，郁亮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被塑造出来的。

郁亮的职业上升，与万科的制度化路径高度同频。他从财务背景出发，逐步成为总经理、董事会核心成员，最终在王石逐步淡出后，成为事实上的第一负责人。在这一阶段，万科完成了全国化扩张，确立了“住宅开发标准化、规模化”的行业模板，也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审慎的财务纪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治理模式被事实反复证明是有效的。万科扩张得并不激进，却始终被视为行业“魁首”；它不以赌周期见长，却以执行力与现金流管理著称。在房地产行业高度非理性的扩张阶段，万科常常被视为“最冷静的那个”。而郁亮，被视作这种冷静的代表。别忘了，他是最早喊出“活下去”那个人。

但行业的底色，终究发生了变化。当房地产从“解决居住问题”的产业，演变为承载宏观调控、金融杠杆与居民财富预期的系统性行业，企业的命运开始越来越少地由自身决定。

这个变化，并不是在某一年突然发生，而是在漫长的繁荣中逐步积累。等到风险真正显性化时，留给管理者的，往往只剩下应对空间，而非选择空间。

2017年，对万科和整个中国房地产业都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年份。那一年6月21日，王石宣布退出万科董事会。他在朋友圈写道“从当初放弃股权的那一刻起，万科就走上了混合所有制道路，成为一个集体的作品。”在公开场合，他说得更为直接：自己为万科选择了行业，建立了制度，培养了团队，树立了品牌，“我的成功就是万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

郁亮在那次交接中的表现，被许多人记住。短短几分钟的感言，数次哽咽，反复表达尊敬与感激。“王石主席如同伯乐一样发现了我，如同老师一样教导我，没有王石主席，就没有我郁亮，深表感谢。”

而当时的王石则显得异常平静，留下“功成身退”美名。谁能想到，2025年冬天，他会坐在妻子田朴珺旁边，对段永平感慨：企业真正的成功，是在离开创始人之后仍能延续下去，而在这一点上，他自认“非常不成功”。

历史没有后视镜。如果只看形式，王石和郁亮当时的传承是一场教科书式的权力交接；但若放入行业背景中，它却发生在一个并不友好的时间点。正是2017年前后，中国房地产的驱动逻辑开始颠覆性转向：调控开始具备长期性，金融环境逐步收紧，增长预期开始松动。行业并未立刻下行，但上升通道已迅速收窄。

郁亮真正意义上最大程度独立掌舵万科，恰恰是在这样一个由盛转衰的门槛上。

这并非个人判断失误，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难题。作为职业经理人，郁亮必须对股东负责、对组织稳定负责、对员工负责。他无法像创始人那样，将企业视为可以孤注一掷的个人事业。职业经理人的理性，不是性格选择，而是角色要求。当风险尚未完全显性时，过早的激烈收缩，既难以在组织内部获得共识，也难以在市场中自证合理性。

从今天回看，万科在随后几年中确实错过了一些更为果断的调整窗口。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它也避免了许多更极端的选择。万科没有陷入无节制的多元化扩张，没有在高杠杆道路上走到最远，也始终维持了相对透明的治理结构。

这些并不能让企业免于周期，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承受冲击的方式。

因此，郁亮的问题，并不在于“做错了什么决定”，而在于他所代表的那套治理逻辑，在一个高度周期化、强政策主导的行业中，终究存在边界。

当行业从增长命题转向生存命题，制度理性所能提供的，更多是延缓，而非逆转。

郁亮的离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结局，也不应被理解为对其职业生涯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现实提醒：在中国房地产这样一个被时代推着前行的行业中，个人、企业与时代的命运，始终紧密缠绕。即便是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也无法脱离历史进程独立存在。

我们之所以认为不应以成败论郁亮，并不是拒绝评价，而是拒绝用结果去简化一段复杂的因果链。对他而言，真正的评价，也许并不取决于万科此刻的处境，而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他始终试图竭尽所能，为一家企业争取尽可能长的时间。

历史从不温情，但理性应当克制。郁亮的36年，值得被如此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