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的“官场不倒翁”裴矩，到底是奸臣还是智者？

提起裴矩，《隋书》的评价是：“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短短数语，既肯定了他的才干，也点出了他的致命缺陷入逢迎上意，不择手段。

裴矩出身河东裴氏，这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顶级门阀，家族底蕴深厚，人才辈出。他早年历经北齐、北周，隋灭陈后，裴矩凭借出色的外交才能和谋略，得到隋文帝杨坚的赏识。但真正让裴矩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是隋炀帝杨广。

杨广想做“明君圣主”，又沉迷于奢靡享乐。裴矩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位帝王的心思，从此开启了“佞臣”之路。 大业初年，裴矩奉命经略西域。他抵达张掖后，没有急于用兵，而是先走访西域各国商人，收集山川地理、风俗人情、兵力部署等情报，编撰成《西域图记》三卷，献给隋炀帝。

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西域四十四国的情况，还绘制了地图，标注了交通要道，更重要的是，裴矩在书中极力渲染西域各国的奇珍异宝、风土人情，以及各国君主对大隋的“向往之情”。 这恰恰戳中了杨广的虚荣心。

他读罢《西域图记》，龙颜大悦，当即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让他全权负责西域事务。裴矩趁热打铁，利用西域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利诱、威逼等手段，说服高昌、伊吾等国的君主入朝觐见。为了迎接这些西域使者，裴矩又建议隋炀帝在洛阳举办盛大的宴会，陈列奇珍异宝，安排百戏表演，耗费了巨额钱财。

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六年，隋炀帝在洛阳端门街设宴款待西域使者，“盛陈百戏，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为了彰显大隋的富庶，裴矩还下令洛阳城内的商铺必须装饰一新，商人要穿着华丽的衣服，甚至连路边的树木都要用丝绸缠裹。西域使者路过饭馆，店主必须免费招待，还要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

这种刻意的铺张浪费，看似让大隋风光无限，实则掏空了国库，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裴矩作为这一切的策划者，自然成了朝野上下诟病的对象。但他毫不在意，因为他知道，隋炀帝要的不是节俭，而是“天朝上国”的排面。

除了经略西域，裴矩在隋炀帝巡游江都的过程中，也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他深知杨广喜欢江南的美景和繁华，于是提前派人疏浚运河，修建离宫别苑，搜罗江南美女和奇珍异宝，供隋炀帝享乐。

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不顾群臣反对，执意第三次巡游江都。此时的隋朝，已经因为连年征战和奢靡享乐，民怨沸腾，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裴矩却依然逢迎上意，为隋炀帝的江都之行保驾护航。直到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缢杀隋炀帝，裴矩才被迫投降，结束了他在隋朝的“佞臣”生涯。

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后，自立为帝，裴矩因为在隋朝的威望和才干，被宇文化及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但宇文化及是个胸无大志的武夫，很快就被李密率领的瓦岗军击败。 隋末乱世，群雄并起，城头变幻大王旗，谁能笑到最后，没有人能说得准。

裴矩出身门阀世家，他的首要任务不是“殉国”，而是保全家族和自身的性命，同时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他没有兵权，没有自己的势力，只能依附于强者。 武德四年，李世民率领唐军击败王世充，攻破洛阳。裴矩又一次成为了“降臣”。

这一次，他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因为他遇到了唐太宗李世民。 很多人以为，裴矩会像之前一样，继续做一个“逢迎上意”的臣子。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在隋朝以“佞臣”闻名的老臣，在唐朝却摇身一变，成了直言敢谏的“诤臣”。 李世民攻克洛阳后，裴矩主动出城投降。

李世民早就听说过裴矩的名声，知道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于是任命他为殿中侍御史。此时的裴矩，已经年过六旬，但他的政治生涯，却迎来了新的高峰。 进入唐朝后，裴矩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再逢迎上意，反而屡次直言敢谏，甚至不惜冒犯龙颜。

最著名的一次，是贞观元年的“受贿试官”事件。当时，唐太宗为了测试官员的廉洁程度，暗中派人给一些官员送去财物。有一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得知后大怒，想要将这个司门令史处死。 裴矩得知后，立刻进谏：“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意思是说，这个官员受贿，确实该杀，但陛下您故意用财物引诱他犯错，然后再处死他，这是“陷人以罪”，不符合以德治国的道理。

唐太宗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龙颜大悦。他召集文武百官，当众表扬裴矩：“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从此，裴矩敢谏的名声，传遍了朝堂。

从那以后，裴矩更加直言不讳。他看到唐太宗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会立刻指出；他发现政策有疏漏的地方，就会主动提出修改建议。唐太宗也对他十分信任，经常召见他商议国事。

有一次，唐太宗想要重修洛阳宫，裴矩进谏说：“洛阳宫经过战乱，已经残破不堪，但现在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还很贫困，应该休养生息，不宜大兴土木。” 唐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停止了重修洛阳宫的计划。

还有一次，西域的使者前来朝贡，带来了一些珍稀的动物。唐太宗很喜欢，想要养在宫中。裴矩进谏说：“这些动物都是异域之物，养在宫中不仅耗费粮食，还会让百姓觉得陛下沉迷于玩乐，不利于朝政。” 唐太宗听后，立刻下令将这些动物放生。

裴矩在唐朝的表现，与他在隋朝的表现，简直判若两人。《旧唐书》评价他：“裴矩方略宽简，士民怀之。及太宗即位，务从敦朴，甚惩革旧弊。矩乃延颈上谏，可谓知时变矣。” 意思是说，裴矩懂得审时度势，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 那么，裴矩的转变，真的是因为“知时变”吗？

首先，唐太宗和隋炀帝是完全不同的君主。隋炀帝好大喜功，喜欢听奉承话，容不得不同意见；而唐太宗则虚心纳谏，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裴矩在隋朝的逢迎，是因为隋炀帝喜欢听；他在唐朝的直谏，是因为唐太宗愿意听。 其次，裴矩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佞臣”，而是“能臣”。

他在隋朝的所作所为，虽然有逢迎的成分，但也并非毫无建树。他经略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他编撰《西域图记》，为后世研究西域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只是因为他的逢迎，掩盖了他的功绩。

进入唐朝后，裴矩终于遇到了一个能够赏识他才干、愿意听他意见的君主。他不需要再通过逢迎上意来保全自身，而是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忠诚，为国家效力。所以，他才会放下逢迎的身段，成为一名直言敢谏的诤臣。

裴矩病逝后，唐太宗追赠他为绛州刺史，谥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