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好东西为何难落地？——从大禹节水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之困

昨天，我受邀参访了大禹节水北京研发中心。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令人振奋的节水灌溉技术、智能化的农业管理系统等好东西，我仿佛看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波澜壮阔的未来图景。

我经常被邀参访农业科研机构，也经常有农业领域的专家到访乡建院。很多凝聚了无数智慧与心血的好产品、好种子、好技术、好模式，若能全面推广，必将极大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

然而，激动之余，一个更为沉重、更为现实的问号压在心头：这些明明能造福于农的“好东西”，为何偏偏难以走出实验室、示范园，真正在广袤而渴求的田野上扎根生长，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这不仅是科技界的困惑，更是横亘在乡村振兴之路上的关键梗阻。

问题出在哪里？结合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认为症结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它们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顽固的系统性困境：

一、小农高度分散，对接成本高昂。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仍是数以亿计的小农户。面对如此汪洋大海般分散的服务对象，任何一项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都需要付出极高的信息传递、培训指导、售后维护等交易成本。对于研发机构或企业而言，一对一服务小农户，在经济上几乎不可行；而对于小农户而言，独立鉴别技术优劣、承担试用风险的能力又很弱。供需之间，缺乏高效、低成本的连接桥梁。

二、土地细碎化，规模效应难显。许多现代农业技术，特别是高效节水设施、大型智能农机、标准化生产模式，其优势的充分发挥往往以一定的土地连片规模为前提。然而，当前农村耕地碎片化问题依然突出，一户多田、一田多户的现象普遍。这严重制约了技术应用的物理空间，使得许多先进装备“英雄无用武之地”，降低了技术投入的边际效益，打击了农户采纳的积极性。

三、人情社会衍生的非正规市场与“强卖强买”。农村是熟人社会，这本是乡土中国的温情所在，但在农资农技推广领域，有时却异化为技术传播的壁垒。一些地方，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被乡土权力网络或人情关系捆绑，形成非正式的、甚至带有垄断色彩的“地盘”。“好技术”可能不如“熟关系”，质量与效果有时让位于人情与利益输送。这不仅挤压了正规、优质技术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可能导致农户被迫接受质次价高或不适合的“服务”，损害其权益，扭曲了推广机制。

四、原有公益性推广体系“网破、线断、人散”。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县、乡、村三级农业技术推广网络，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基层农技站功能弱化、人员流失、经费不足，无法有效承担起公共技术推广、示范和培训的核心职能。这条曾经连接科研与田头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出现淤塞甚至断裂，导致大量公益性、基础性的技术推广服务缺位，市场力量又因前述原因难以完全有效填补，形成了“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的空白地带。

面对这些深层次矛盾，我们不能仅仅寄望于技术的自我完善，或是对农户进行单向度的“教育”。必须进行系统性的组织与制度创新：

首先，必须大力扶持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合作组织，做实做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能够代表农户利益、具备市场谈判和技术采纳能力的共同体，才能显著降低外部主体对接农户的成本，才能产生应用新技术的规模需求，也才能有效抵御人情社会中的非正规挤压。

其次，要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托管、入股、转让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制度设计，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为土地细碎化问题寻找破解之道，为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创造必要的空间条件。

再次，要重构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一方面，要加大投入，稳定并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队伍，突出其在示范引领、风险防控、农民培训等方面的公共职责；另一方面，要规范市场环境，鼓励集体经济组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通过质量和服务赢得农户，破除非正规关系的垄断。

最后，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应更多地从直接干预具体技术选择，转向搭建平台、制定标准、购买服务、监督质量和防范风险。成为创新生态的培育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站在大禹节水的展示大厅，众多高科技产品闪耀智慧光芒耀。但这光芒，必须穿过组织分散、土地破碎、关系纠葛和体系涣散的迷雾，才能普照田野。

让“好东西”落地，不仅需要科技工作者的智慧，更需要我们直面农村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结构，推动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调整与组织化革命。

这，或许是比技术研发更为艰巨，但也更为根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