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布雷日记》《陈布雷回忆录》《民国人物传记》《中华民国史》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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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3日深夜，南京城内寒风凛冽。位于长江路的国民政府办公区附近，一栋普通的官邸内灯光摇曳。
58岁的陈布雷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一瓶安眠药。
这个在国民党内部被称作文胆之首的浙江慈溪人，此时面色苍白，形容憔悴。
从1927年开始追随蒋介石，整整二十一年时间里，他为这位最高统帅起草了数不清的文告、讲稿和文件。
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文献，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
此刻的南京，表面上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但实际上整个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东北全境在几个月前已经失守，平津地区的战事也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
更严重的是，经济已经全面崩溃，刚刚发行不到四个月的金圆券贬值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就在几个小时前，陈布雷刚刚结束了一次谈话。那次谈话中提到的整治孔宋家族的建议，换来的只有一句冷冰冰的回应。
这句话像一把利刃，彻底刺穿了他二十年来的所有信念。
当晚回到住所后，陈布雷独自在书房待了很久，最终做出了一个决绝的选择……
【一】文人入幕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1890年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书香门第。
他自幼聪慧，擅长文章，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他先后在《天铎报》《商报》等报社工作，以文笔犀利、见解独到而闻名。
1920年代，陈布雷已经是江浙一带颇有名气的报人。
他主持《商报》时期，发表了大量评论时政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文采斐然，观点也相当鲜明。
1927年4月，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陈布雷在《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敬告国人》的社论。
这篇文章从国家民族的角度阐述了当时的形势，文字慷慨激昂，逻辑严密。
这篇社论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当时蒋介石正在南京建立新的政权，急需一批有文化、有才干的文人来充实幕僚队伍。
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立即派人前往上海，邀请陈布雷加入。
起初，陈布雷并不愿意从事政治工作。他更喜欢做一个独立的报人，保持自己的文人气节。
但经过多次劝说，加上当时国家局势动荡，陈布雷最终还是答应了邀请。
1927年秋天，37岁的陈布雷正式成为蒋介石的秘书。从此，他的命运就与这个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最初几年，陈布雷主要负责文书工作。他为蒋介石起草各种文告、讲话稿和文件。
由于他文笔出众，又能够准确把握蒋介石的意图，很快就成为最受倚重的秘书之一。
19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初步稳定下来。陈布雷的工作范围也逐渐扩大，不仅负责文字工作，还参与一些重要文件的策划。
1932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秘书处副秘书长，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这段时期，陈布雷与蒋介石之间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工作关系。
蒋介石信任他的文字能力，也欣赏他的忠诚态度。陈布雷则全心全意地为蒋介石服务，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对陈布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对日本侵略深恶痛绝。他认为，此时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
抗战期间，陈布雷的工作更加繁重。他不仅要起草各种抗战文告，还要处理大量的宣传工作。许多振奋人心的抗战文献，都出自他的笔下。
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陈布雷随之西迁，继续担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
在重庆期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胃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失眠。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从不懈怠。
这段时期，陈布雷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达到了顶峰。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成为国民党高层的重要成员之一。
但随着抗战的结束，陈布雷内心的矛盾也开始逐渐显现。
战争期间，一切矛盾都被掩盖在民族大义之下。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内部的各种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这让陈布雷感到越来越困扰。
【二】孔宋家族的经济特权
要理解陈布雷后来的困境，就必须了解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特别是孔宋家族在其中的地位。
孔祥熙，山西太谷人，出身于富商家庭。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山西从事教育和实业。
1927年后，由于与宋家的姻亲关系，开始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
1933年，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此后长期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
在他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改革、税制改革等。
宋子文，广东文昌人（今属海南），是宋嘉树的儿子，宋美龄的弟弟。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专业是经济学。回国后，他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务，是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
这两个人都与蒋介石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孔祥熙娶了宋霭龄，宋子文则是宋美龄的亲弟弟。
这种姻亲关系，使得他们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财政极度困难。孔祥熙和宋子文掌管财政和外交，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
他们利用职权之便，为自己的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接收日伪资产。这本应是一件惠及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官员们中饱私囊的机会。
孔宋两家在这次接收中获益最大。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将大量日伪企业和资产据为己有。
上海、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许多工厂、银行、商行，都被他们的家族企业所控制。
在上海，孔家控制的扬子公司几乎垄断了进出口贸易。宋家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则掌握了大量的金融资源。
这两大家族企业，加上其他一些关联企业，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
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民间流传着许多讽刺孔宋两家的段子。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孔家的天下宋家的党。还有人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这些民间言论虽然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后方的一些官员确实在大肆敛财。
194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战争消耗巨大，财政入不敷出。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急剧加剧。
到了1948年初，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物价每天都在上涨，百姓手中的钱迅速贬值。
原本可以买一袋米的钱，第二天可能只能买半袋，再过几天，可能连一碗米都买不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币制改革，推出新的货币——金圆券，试图稳定经济形势。
【三】金圆券改革与失败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这次改革的方案相当激进：
规定金圆券为法定货币，每一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克。原有的法币按照300万元兑换1元金圆券的比率进行兑换。
改革同时规定，所有民间持有的黄金、白银、外币必须在限期内兑换成金圆券。
每个人只能持有有限的金银外币，超出部分必须交给政府兑换。
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强制性措施收回民间的硬通货，充实国库，同时控制通货膨胀。但在实际执行中，却遇到了重重困难。
首先，百姓对新货币缺乏信心。
经历过法币的恶性贬值后，人们已经不相信政府发行的纸币了。
虽然政府强制要求兑换，但很多人都想方设法藏匿自己的金银。
其次，官员们带头违反规定。
一边要求百姓上交金银，一边自己却在大量囤积物资和外币。这种双重标准，让百姓更加不满。
为了推行这项改革，蒋介石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前往上海坐镇。蒋经国在上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管制运动。
蒋经国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他查封了一批囤积居奇的商号，逮捕了一些投机商人，甚至对违反规定的人处以重刑。一时间，上海的经济秩序似乎有所好转。
但这种好转是短暂的。当蒋经国的调查触及到孔家的利益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在上海经营扬子公司。这家公司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包括粮食、布匹、日用品等，准备等物价上涨时高价抛售。
蒋经国得到举报后，派人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调查发现，扬子公司的仓库里确实囤积了大量物资，而且有明显的投机倒把行为。
按照当时的法令，这种行为应该受到严惩。但孔令侃的身份特殊，他是孔祥熙的儿子，也就是蒋介石的亲戚。
此事很快惊动了上层。宋霭龄亲自出面，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施压。
她表示，孔家的生意都是正当经营，蒋经国这是在针对孔家。
蒋介石面临两难选择。
一方面，要是放过孔令侃，蒋经国的威信会受到严重打击，整个经济管制运动也会失去公信力。
另一方面，要是严惩孔令侃，就意味着与孔宋家族撕破脸，这对他的统治基础会造成严重影响。
经过权衡，蒋介石最终选择了妥协。他下令停止对扬子公司的调查，孔令侃得以脱身。
这个决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上海的商人们看到，连孔家都可以不遵守法令，那他们还怕什么。于是，原本还算配合的商人们开始公开抵制。
金圆券改革迅速失败。发行不到两个月，金圆券就开始贬值。到了10月份，贬值速度加快。11月份，金圆券几乎成了废纸。
百姓对国民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很多人开始抢购物资，市场陷入混乱。原本还算稳定的经济秩序，彻底崩溃了。
这次失败，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失败，更是信用的破产。它让人们看到，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四】陈布雷的困境
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幕僚，陈布雷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到了孔宋家族的贪腐，看到了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也看到了百姓对政府的不满。这些问题，让他内心极度痛苦。
从1927年追随蒋介石开始，陈布雷一直相信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家民族做贡献。但现在，他开始怀疑了。
陈布雷的身体状况也在恶化。长期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让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他经常整夜整夜地失眠，需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医生多次劝他好好休息，但他放不下工作。每天，他仍然要处理大量的文件，起草各种文稿。蒋介石的很多讲话和文告，仍然需要他来润色。
1948年秋天，战事更加吃紧。9月份，辽沈战役开始，东北局势急转直下。
10月份，淮海战役也打响了。两大战役同时进行，国民党军队的劣势越来越明显。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开始出现各种声音。一些人主张和谈，一些人主张固守，还有一些人已经在暗中准备退路了。
陈布雷看着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悲凉。他想起了二十年前，刚刚加入蒋介石幕府时的情景。
那时候，他还充满理想，以为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新的中国。
但现在，理想破灭了。他看到的，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一个即将崩溃的王朝。
在这段时期，陈布雷曾经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不在军事，而在政治。要是不能整顿内部，改革吏治，即使打赢了战争，也难以长久。
但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重视。蒋介石关心的是怎样打赢眼前的战争，怎样保住自己的地位。至于政治改革，那是以后再说的事情。
陈布雷感到深深的无力。他是一个文人，一个秘书，在权力结构中，他的位置很尴尬。
他可以为蒋介石写文章，可以提供建议，但他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决定，更无法改变整个局势。
到了11月份，陈布雷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白天要处理繁重的工作，晚上则被失眠和焦虑困扰。
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看出了他的异常，劝他不要太操劳。但陈布雷无法放松。他觉得自己肩负着某种责任，不能轻易放弃。
11月13日这一天，陈布雷照常去处理公务。这一天的工作内容，包括审阅几份文件，修改一份讲话稿，还有参加一个小型会议。
下午，他见了蒋介石。这次会面的气氛并不轻松。陈布雷提出了一些建议，涉及到内政改革方面的内容。
他谈到了孔宋家族的问题，谈到了百姓的不满，谈到了经济的崩溃。
他说，眼下最紧要的，不是前方的战事，而是后方的整顿。要是不能严肃处理孔宋两家的贪腐问题，人心就彻底散了。
蒋介石听完后，沉默了很久。他站起身来，背对着陈布雷，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压抑而沉重。
过了许久，蒋介石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种疲惫和冷漠的神情。他盯着陈布雷，缓缓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只有短短几个字，却像一记重锤，砸在了陈布雷的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