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王家烈：在贵州，有没有见过钟赤兵

1959年9月，京城天高气爽。政协礼堂里，人影穿梭，参加二届二次会议的代表们刚一落座就被工作人员引向休息室。王家烈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提着小皮箱，明显有些紧张。

这一次，他是被贵州省推选进京的。路上同行的人打趣：“老王，这么多年没来北京，好奇不？”他笑笑，却没答话。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家烈最怕回忆，尤其是1935年的那一段。

会前半小时，接见通知突然送到。值班人员低声说：“主席要见你。”王家烈愣了一下，赶紧整理衣襟。走进小会客室，看到毛主席正倚沙发，身旁放着一本《贵州方志》，笑意很浓。

寒暄几句后，毛主席抬头问：“最近身体可好？在省里干些什么？”王家烈连声回答。说到这里，他忍不住自责：“过去犯了不少错。”毛主席摆摆手：“能回到人民这边，就是对的。”

话题似乎已经结束，主席却忽然翻到方志里夹的纸条，轻轻敲桌子：“在贵州，你可见过钟赤兵？”短短一句，让王家烈心口一紧，往事瞬间翻涌。

三年前的除夕茶话会又浮现在眼前。那天，省政府礼堂灯火通明，他刚走进门，便看见一个独腿军官靠拐而立。有人介绍：“这是贵州军区钟司令。”听到名字，他双腿发软，额头沁汗。

钟赤兵抬手行礼，语气平平：“我右腿是在娄山关丢的，贵部借去，一直没还。”周围人一愣，旋即哄笑，但王家烈笑不出来，只觉脸往下坠，连声道歉。钟赤兵拍拍他肩膀：“都过去了。”

时间回到1935年2月26日。红三军团二渡赤水后，连夜突向娄山关。钟赤兵率十二团抢占点金山，一路冲锋，弹片削断小腿骨头，他却硬撑着指挥。伤口血流不止，警卫员喊：“政委，后撤！”他咬牙回答：“擦破点皮，没事。”

战斗打到黄昏，关口易手。第二天，临时医院用木匠锯子截去他的右腿。没有麻药，靠两名战士死死按住，手术刀一落，他仅哼了一声。医生惊叹：“这么年轻的娃，了不起。”

同一刻，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城灯火通宵。王家烈听说娄山关失守，拍桌大骂：“一个团也守不住？”可他更清楚，自己那支黔军装备陈旧、士气低落，真和红军硬拼，谁输谁赢难说。于是，他下令放弃追击，只求保城。

要说王家烈的身世，也颇有戏剧性。1893年，他出生在桐梓山村，少年背盐讨生活。1920年代混迹军中，靠拳头和机缘挤进贵州政坛，1930年挤掉上司毛光翔，成了“贵州王”。同乡们没少议论：“穷娃出头，算是本事。”

可惜蒋介石对地方军阀一向提防。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借“追剿”名义把中央军放了进来，顺手收编地方部队。王家烈识破算盘，却无力拒绝。几年后，李仲公一纸密电，把他从省府赶了出来。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苏振华、杨勇派车到桐梓把他接进城，宴席上推杯换盏，他局促得像新兵。省委领导说得直白：“留下来对人民有利，对你也好。”他挠头笑：“那我就留下。”

1954年，当选省人大代表。1955年，被推为省政协副主席。官不算大，可足够体面。也是那年，钟赤兵戴上中将肩章，成了贵州军区司令。两条本该平行的线，终于在1956年那场茶话会上交汇。

听完王家烈的答复，毛主席点点头，语气温和：“他豁达，你也别放不下。”随后又笑着补一句：“钟赤兵那条腿，应在娄山关立块石碑。”王家烈心头酸涩，嘴上只说：“主席英明。”

会见结束，他走出门时已近黄昏。礼堂外秋风正劲，晚霞铺满长街。工作人员问：“王副主席，需要车吗？”他摆手：“让我走走。”大理石台阶一路延伸，他慢慢下台阶，好像一步步走回三十年前的贵州山道。

两年后，1960年4月，周总理从缅甸归来路过贵阳。省里设宴，王家烈与总理同座。周总理举杯：“老王，当年你不去台湾，是正确抉择。”他赶紧起立，手微抖，却没再多说。

1961年盛夏，台湾那边叫嚣“反攻”。王家烈托人给白崇禧写信，劝对方回头。据说信中只一句：“山河已定，何必再误？”信递过去，石沉大海。

1966年8月，王家烈因病卧床。弥留前，他让家人把那张政协代表证和一支旧马枪一起摆在床头。护士问缘由，家属答：“他说，这把枪见证了错与对。”同月十一日，他离世，享年七十三。

半个月后，钟赤兵到桐梓吊唁，拄杖站在灵堂前许久，只留下一束白菊。送行人回头望，黔北初秋，细雨迷蒙，远山轮廓隐约，像极了三十一年前的娄山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