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曾在全国悬挂毛主席像，后来为何翻脸，还引发了中越自卫战

1965年深秋，广西凭祥边防部队的广播里，常能收到对岸电台播出的越语歌曲，夹杂着一句格外熟悉的中文：“毛主席万岁！”那时，两国士兵隔着北仑河相互挥手，谁也想不到十四年后这里会硝烟弥漫。

倒回到1951年2月，河内举行劳动党二大，胡志明宣布把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列为指导原则。大会闭幕当晚，河内青年剧院大门两侧竖立起毛主席巨幅画像，街头小贩甚至用竹片做成“毛泽东胸章”，一角钱一枚，十分抢手。这股热潮迅速蔓延至顺化、西贡，越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家家户户挂中国领袖像”的景象。

之所以出现这一幕，关键在于越法战争的胶着。1949年底胡志明赶赴北京求援，中国刚结束内战，仍愿意提供武器与顾问。陈赓、韦国清抵达越北山区，从火炮使用到后勤调配全程指导，奠边府一役就是在这种“兄弟协作”中赢下的。法国人败走，1954年日内瓦会议落幕，北纬17度线成为暂时分界。胡志明由衷感激，毛主席像自然成了“国家尊长”的象征。

胜利带来的不仅是喜悦，还有路线之争。越南高层很快出现两股声音：一派坚持继续学习中国的土地改革与群众动员；另一派则认为苏联模式更契合“工业化优先”。前者以胡志明、武元甲为首，后者的代表人物正是后来大权独揽的黎笋。

有意思的是，黎笋早年也在广西桂林接受过中共训练，但他对“老大哥”的依赖始终心存疑虑。1960年前后，中苏交恶，莫斯科频频向河内输送援助。黎笋顺势提出“既要南进统一，也要自主发展”，把毛主席像慢慢撤下，换成了列宁铜像。

1965年，美军登陆岘港，北方需要外援。中国再度伸出援手，派工兵修筑12号公路，防空部队开赴谅山。可同一时间，黎笋却在河内秘密圈定“华侨问题”清单，准备在战后“集中整顿”。这一矛盾埋下了后来的祸根。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病逝，消息发布时正值国庆烟火升空，广场上哭声四起。葬礼结束仅三个月，黎笋在中央会议上抛出“南天中华”概念，暗示越南要做中南半岛的轴心国。武元甲反驳：“先有兄弟情，再谈大国梦。”会议被迫中断，却也标志着亲华派的全面失势。

1974年，中美关系破冰。黎笋判断“天平已倾”，同年启动南海岛礁的秘密军事行动，偷占我南沙六岛。两年后，统一战争结束，西贡改名胡志明市；英雄光环加身的黎笋，口气更大——“一统三国”“东方小霸”接连出炉。

对外，他向莫斯科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军事互助条约》；对内，则下令驱逐华侨、冻结华商资产。仅1978年上半年，被迫离境的越籍华人超过二十万。云南、广西边民遭炮击的消息不断传来，局势已走到临界点。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三时，解放军多个方向同时越境，“对越自卫反击战”揭幕。许世友的昆明方向和杨得志的桂林方向分进合击，高平、谅山、老街火光冲天。越南346师、345师先后覆灭，黎笋向苏联紧急呼救，却只收到一句冷冰冰的电报：“注意保存实力”。

三周后，中国宣布完成惩罚目标，部队撤回。越军旋即掀起“全民动员”，两国在边境展开长达五年的轮战。炮声虽不如初战猛烈，却把河同地区夷为焦土。直到1984年4月，最后一场老山战斗结束，边界才逐渐归于沉寂。

战后，越南工农业体系几乎停摆，苏联也因内部困境减少援助。黎笋一病不起，1986年末去世。新领导集体悄然调整外交方向，先与中国恢复大使级关系，随后推出“革新开放”。当年的“南天中华”口号，被默默封存进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越共元老黄文欢在战事爆发之际逃往北京，1991年病逝后安葬八宝山，墓碑上刻着“越南老战士，中国老朋友”。这一安排传递的信号很直接——政治分歧归分歧，革命情谊依旧留有人情温度。

回看整段历程，越南从奉毛主席像如圭臬到公开撕破脸，关键节点并不复杂：领导层更迭、外部大国博弈、国家安全焦虑交织在一起，使得历史方向屡屡偏转。胡志明曾说过一句话：“独立是树根，友谊是树荫。”根扎得不稳，荫自然难以持久，这大概是这一段七十年恩怨里最质朴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