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两难抉择：张邦昌33天称帝换一城平安，九百年骂名谁来评

他当了33天皇帝，死后被拒入祖坟，九百年难翻案。

这个人就是张邦昌，北宋末年的争议人物。1081年出生于河北东光的官宦之家，元符三年考中进士后，凭着圆滑的处事和对时局的判断，一路做到副宰相的高位。他的仕途始终贴着“主和派”的标签，在北宋末年金国步步紧逼的局势下，这种立场让他既成为朝廷倚重的议和人选，也埋下了日后被猜忌的隐患。

靖康元年，金军第一次围攻汴京，宋廷被迫议和，张邦昌被派去金营做人质，同行的还有后来的宋高宗赵构。临行前他反复请求宋钦宗出具明确的割地圣旨，可钦宗始终拒绝，让他带着空口承诺去面对虎狼之师。更倒霉的是，宋将姚平仲突然夜袭金营，金人震怒问责，张邦昌靠着机敏辩解才保住性命，却也让金人看出了他“可操控”的特质，更让宋廷官员对他生出“通敌”的怀疑。这次人质经历，成了他命运转折的伏笔，一边是金军的强悍让他深知无力抗衡，一边是宋廷的猜忌让他孤立无援。

靖康二年，金军攻破汴京，徽、钦二帝和皇族百官数千人被掳走，北宋就此灭亡。金人兵力有限，无力直接统治中原，便想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以汉治汉”。经过筛选，曾为金营人质、主和派核心的张邦昌，成了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可张邦昌心里比谁都清楚，异姓称帝是遗臭万年的事，他最初的抵抗异常坚决。连续四天卧病绝食，水米不进，甚至想过自杀殉国，就是不愿背上这千古骂名。

金人没给他太多犹豫的时间，直接放出狠话：“三日之内不登基，就屠城！” 当时汴京城内还有数十万百姓，金人向来言出必行，一旦拒绝，整座城市都会变成人间炼狱。一边是自己的名节，一边是百万无辜百姓的性命，张邦昌陷入了绝境。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最终只能妥协，用个人的声名换取全城百姓的生机。

靖康二年三月七日，“大楚”政权成立，张邦昌身着金人所赐的冕旒御服即位，却始终没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皇帝。他不坐正殿龙椅，只在殿侧设座；不称“朕”而称“予”，不发“圣旨”而发“手书”；百官想行跪拜礼，都被他坚决拒绝，遇到主动叩拜的亲信，他更是慌忙起身还礼。皇宫禁门甚至贴出“臣张邦昌谨封”的字条，时刻提醒众人，他只是暂时替赵氏看守江山。在位期间，他还趁与金人交涉的机会，请求保全赵氏陵庙、停止搜刮民间金银，为百姓和宋室争取了一丝喘息空间。

这段傀儡生涯只持续了33天。金军北撤后，各地勤王兵马陆续赶到，都打着“复赵”的旗号，城内百姓和官员也纷纷反对“伪楚”政权。张邦昌立刻行动，亲自迎接宋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垂帘听政，自己则以太宰身份处理政务。随后他又派使者带着传国玉玺，恭请逃亡在外的康王赵构登基，主动交出了权力。至此，仅存在33天的“大楚”政权彻底覆灭，南宋政权正式建立。

可张邦昌的退让并没有换来善终。南宋初期，主战派大臣强烈弹劾他“僭逆称帝”，李纲在奏折中直言“不杀他不足以平民愤”。金人又以“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再次南侵，军民反金情绪高涨，清算“伪楚”残余势力的呼声越来越高。宋高宗为了稳固统治、平息众怒，逐渐改变了对张邦昌的态度。不久后，一桩“私通宫人”的罪名被摆上台面，尽管这在当时并非重罪，却成了赐死他的直接理由。

建炎元年十一月，46岁的张邦昌接到赐死诏书，登上潭州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后自缢而亡。他死后，家人想把他的灵柩运回河北东光老家，安葬在祖坟里，却遭到了乡亲们的坚决拒绝。“张邦昌是汉奸，是卖国贼，玷污了张家祖宗，不能让他入葬祖坟！” 无论家人怎么解释，乡亲们都不为所动。最终，他只能被草草安葬在祖坟旁边的荒地上，没有墓碑，没有祭拜，只有一堆黄土掩盖着这段悲剧。

九百年间，张邦昌一直被钉在“汉奸”“卖国贼”的耻辱柱上。《宋史》把他列入《叛臣传》，骂他“僭号犯上，背叛故国，罪大恶极”，各种史书和文学作品也把他描绘成卖国求荣的小人，他的名字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近代，才有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事迹。陈寅恪先生认为，张邦昌“虽为傀儡，然其心向宋，有功于社稷”。

评价张邦昌，不能脱离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确实登基称帝，违背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义，这在当时的伦理体系下无法被容忍。但他的登基实属被迫，是在屠城威胁下的无奈妥协，在位期间没有残害宋室、没有镇压百姓，反而尽力保全赵氏遗存，主动还政也为南宋建立创造了条件。他的悲剧，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的冲突，是家国大义与生存困境的两难抉择。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每个身处乱世的人物都有自己的挣扎与无奈。张邦昌用33天的傀儡生涯换来了一城百姓的性命，却用自己的余生和九百年的声名承担了所有骂名。这种牺牲是否值得，这种妥协是否该被原谅，值得后人深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