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做这两本女性科幻，我差点在小红书和人吵起来了

做書按：《陌生的女孩》是一部女性科幻短篇集，收录了九篇中国女性科幻作家近年的作品，也是KEY·可以文化的编辑兔二2025年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可科幻就是科幻，和性别有什么关系呢？

这篇编辑手记或许可以给你答案。

本周日（1月11日），兔二和本书主编顾适（去年偏心参展书目《序曲2181》的作者老师，缘分又续上了不是！）以及特邀嘉宾武甜静老师将来到展览现场进行一场现场版的“出版AMA”，结合两本女性科幻作品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女性科幻’有必要，更要大声说”。

*本场活动报名已截止，感谢大家热情报名参与！未能成功报名的朋友也欢迎前来，届时可依据现场情况站立旁听。

入行快六年，我独立策划了一条全新的科幻书系：越境。

在书系的介绍上，我寄托了这样的期望：

“越境” 是一场文学的实验——

它拒绝被定义，在形式与内容上持续拓展；

它关注女性的声音与经验，让个体书写成为时代的回声；

它打破类型的藩篱，让科幻、现实、幻想与诗意在同一语域中相遇。

因此，这套书系的001、002号书，是两本女性主义科幻/幻想短篇小说选集：《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陌生的女孩》。

《行星》是最早立项的一本。这本书的编者是著名的美国科幻编辑安·范德米尔和杰夫·范德米尔夫妇，他们策划过许多重量级选集，比如《科幻：100》《时间旅行者年鉴》等。也正是顺着这些线索，我找到了这本Sisters of the Revolution，中文书名取了其中一篇的篇目名《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以下简称《行星》）。

《行星》原文的副标题里用的是“Speculative Fiction”，即“推想文学”，这个概念比“科幻（Science Fiction）”更宽泛。推想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幻，还包含奇幻、反乌托邦、未来史、女性乌托邦等各种“假设性”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关心的不只是“技术如何发展”，而是“假如世界被重新设定，人类的处境会怎样”。

“女性主义推想文学”正是用这种方式，重新思考“如果我们能重新设定身体、社会、语言与权力的规则，世界会是什么样？”

《行星》收录了29篇作品，时间跨度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作者阵容非常豪华：勒古恩、小詹姆斯·提普垂、乔安娜·拉斯、安吉拉·卡特、奥克塔维亚·巴特勒……几乎是女性主义科幻史的一部缩影。在这本选集里能看到不同时代女性作家对身体、性别、权力、未来想象的回应，也能看到她们如何用想象去抵抗现实的限制。

对某种缺失的回应

《行星》确定要引进之后，我就在想，既然这本书会在中国出版，为什么不加一篇中国女性的科幻作品？这个想法得到了出版社的确认和支持，于是我便开始研究中国的女性科幻写作。也正是在探寻的过程中，我读到了程婧波老师主编的《她：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经典作品集》。

这本书给我的感触非常复杂。程老师在书中向每位作家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作为‘女性科幻作家’的身份？”不少人选择了回避，甚至否认这个标签。有人说“我只是个作家”，有人说“科幻就是科幻，不分男女”。

这种回应本身，或许正反映出一种非常普遍，也非常顽固的心态：我们习惯把“作家”视为一个中性的存在，但在现实语境中，这种“中性”往往不过是“男性”的另一种形式。文学并非不存在性别，而是默认了某一种性别经验。

话说回来，也正是在那本书中，我读到了顾适老师的作品《为了生命的诗与远方》。她的故事中，对生命形态的追问，将个人命运与生命道路本身交织在一起的叙述脉络，以及一种非人类中心的视角，都让我眼前一亮。但最让我触动的，是她在回答中提到的一次私人经验：一位朋友在读完她的小说集《莫比乌斯时空》后，问她，为什么其中几乎没有女性角色。正是在这一刻，她意识到，这并非偶然，而是一个她此前未曾认真直视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勒古恩写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顾适的自我反思与勒古恩的写作经历形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勒古恩在回顾自己早期创作时，曾多次提到，她并非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性别在叙事中的位置问题。《地海传奇》前三部几乎完全以男性为中心，《黑暗的左手》虽然构想了一个无固定性别的社会，却仍然沿用了男性叙述者与男性代词作为“默认视角”。在纪录片《厄休拉·勒古恩的世界》（Worlds of Ursula K. Le Guin）及多次访谈中，她回忆过自己曾因外界的质疑而感到愤怒——有人直接问她，为什么地海的主角是男性，为什么《黑暗的左手》中“无性别”的人物却被当作“他”来书写。她最初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但随后也逐渐意识到，这并非误解，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

正是这种被迫直面的不适，成为她写作生涯中的转折点之一。她后来坦言，自己在早期“学会了像男人一样写作”，却忽视了女性经验本身；而这种意识，最终推动她在《地海传奇4：地海孤儿》以及后续作品中，重新书写地海的世界结构与叙事重心，让女性不再只是背景，而成为理解世界、权力与伦理的核心入口。

正是读到这里，我才逐渐意识到，这并不只是个体创作中的偶然盲点，而是一种需要被反复指出、反复修正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女性科幻写作，或许正处在一个相似，却更加沉默的阶段。

顾适老师的这种自我反思，让我非常感动。几乎是一拍即合，我们很快开始合作策划《陌生的女孩》，由顾适老师担任主编。我们也很清楚，这个问题并不能通过“补上一篇作品”来解决，而需要一个由多种写作路径共同构成的回应。《陌生的女孩》最终收录了九篇近年中国女性科幻作家的作品，都是顾适老师多年阅读与积累中精心挑选的篇目。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几位女性科幻选集的编者——程婧波、王侃瑜、武甜静，围绕“女性科幻”展开了一场圆桌对谈，并将这场讨论一并收录在书中。

在《行星》的前言中，编者写道：“我们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中邂逅自己尚不熟悉的作家或作品，并由此感受到一种缺失——一种需要未来某部选集来填补的空白。”

《陌生的女孩》，正是对这种“缺失”的回应。

《陌生的女孩》在「偏心：100位编辑的年度之书·北京站」（图源：小红书@菜市场找狗）

“女人不存在”？

新书还没有上市的时候，我在小红书上参与了#出版AMA的话题活动，发了一条“我是想做女性科幻的编辑，欢迎大家提问”的帖子。

前期评论区的讨论还很友好，但渐渐地质疑和攻击多了起来。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编辑、宣传阶段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为什么要强调女性？科幻就是科幻，和性别有什么关系？男性也能写女性主角啊。”

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它触及了“女性经验”在文学体系中的位置。法国思想家拉康曾说过一句被反复误读的话：“女人不存在。”他并不是否认女性个体的存在，而是说：在我们所继承的语言、文化与象征体系中，没有一个能真正表达“女性经验”的位置。换句话说，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语言，本身就是男性化的。在这种语言里，“人”的默认形式是男性，而“女人”被放在附属、例外的位置上。

当女性开口时，她往往必须使用一种为男性经验设计的语言。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女性科幻”好像是个特殊化的标签。但这种不适感本身，恰恰说明了主流语言并不能自然地容纳女性经验。

所以，当女性作家写科幻，她们面临的不仅是文学的挑战，而是要在一个由男性经验构建的语言系统中，重新创造表达的可能性。

这正是女性科幻的重要意义，因为科幻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假如”的文学，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设定语言、身体、社会、未来的规则。女性科幻作家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去想象那些在现实中“不可说”的经验。

这两本书适合交叉读

在女性作家关心的议题里，有两个始终绕不开的焦点：一个是作为性别化身体的女性，一个是作为生育者的女性。

我在和顾适老师沟通这本选集的时候，发现这两个问题往往最能激起讨论——有时甚至是争论。

而在《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陌生的女孩》这两本集子里，就有很多可以交叉阅读和讨论的篇目。

去年偏心展巡展到上海思南公馆的时候，我在沙龙分享上和读者们一起选读了帕梅拉·萨金特的《恐惧》、乔安娜·拉斯的《改变来临时》，以及修新羽的《陌生的女孩》，这三篇小说都在追问一个相同的问题：当人类重新掌控生育的方式，两性的关系有可能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恐惧》发表于1984年，比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还早一年。两者都写极权体制如何垄断女性的生育权，但萨金特的笔触更冷峻，也更具科幻原型感。

故事设定在灾难后的世界。男性以“秩序”和“安全”为名，完全接管了生育技术与女性身体。自然繁殖被禁止，女性被囚禁或消灭，只剩极少数人伪装成男性苟活。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位幸存者。

乔安娜·拉斯更为人所知的是文论《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她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小说家。她在197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改变来临时》就描绘了另一个极端。

故事中的人类迁居到一颗名为“怀乐薇”的星球，男性因瘟疫灭绝。幸存的女性通过融合卵技术繁衍后代，建立了一个没有男人的新社会。她们重新定义了社会与伦理——不再依附，也不再被支配。直到有一天，地球的男性探险队抵达了这里……

“改变来临时”的改变，带来的并非希望，而是一种历史的回潮。拉斯用这场相遇揭示：父权的回归不总是以暴力出现，它更常以“正常”的口吻重新命名世界。

修新羽的《陌生的女孩》，发表于2021年，则把这种思考推向更遥远的未来。

一场灾难性的基因突变，让人类两性失去了结合繁殖的能力。此后，男人和女人各自进化，都能用自己的遗传组单性繁殖。两性生殖隔离，各自延续，不再需要对方。

这看起来是终极的平等：没有压迫，没有依赖，但也是一种深刻的孤立。这是一个“无冲突”的世界，也是一个“无生成”的世界。

这三篇小说构成了一条隐形的时间线：从压迫到重构，再到消解。技术越进步，性别并不会自然消失；反而可能进入更隐形的阶段。《恐惧》让女性为身体付出代价；《改变来临时》让女性用语言夺回世界；而《陌生的女孩》则揭示一种更危险的未来：当差异被技术消解，我们也失去了彼此之间生成关系的可能性。

“女性科幻”有必要，更要大声说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出版女性科幻？

因为“女性主义和科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它们都关注那些还没被完整讲述的东西”，包括被忽视的身体、被改写的记忆、被压抑的欲望，以及被预设的未来。

也因为她们的故事还不够多，因为她们的语言还没有被完全听见，而每一次选集的出版、每一次译介，都是在拓展我们理解“人类经验”的边界。

更因为，女性科幻不是一类被分出来的“特殊文学”，它是文学世界缺失的一部分，是我们重新想象人类自身时，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声音。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并不是一个领域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让更多的女性作家写出“我们”，在探索中不断接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