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中央工作组空降上海，稳定形势，十万民兵全副武装游行拥护

1976年10月7日清晨，淞沪铁路从北京开出的特快在薄雾中驶入上海南站。车厢里，几位外调干部低声交换眼神，却谁也没有多说一句。空气里满是紧张的味道——北京昨夜发生的大事，风声只透出半句，却足以让人意识到，风向变了。

北京行动其实在10月6日晚就已经完成。华国锋与叶剑英坐镇怀仁堂，短短一个小时，迅疾决断，将“四人帮”牢牢控制。凌晨时分，一份加急电报顺着军线传到上海，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即刻赴京。电话里只一句：“中央有重要会议。”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

马天水明白事情非同小可，天未亮就召集了书记处成员碰头，尽量保持镇定，但桌上的茶水无人再动。一位常委低声说：“怕是要出大事。”众人默然。与此同时，上海街头仍一派寻常，晨练的老工人并不知道风暴已至。

10月8日晚，最初的传闻在弄堂里悄悄扩散。徐景贤、王秀珍按捺不住，深夜召集几名骨干，把地点定在黄浦江畔的一处旧仓库。会上，他们提出了“守沪自保”的方案：依托民兵体系，盯死兵工厂，准备巷战。有人犹豫，“真要跟中央对着干？”回声在空仓里飘荡，没有答案。

上海民兵系统长期由王洪文直接插手。早在1975年，他就下到基层点验过装备。那时候，训练口号是“城市游击，寸土必争”。私造与外调的枪支，分发到十几个城区，一旦集结，确实能形成不小的火力。

但中央并未给他们喘息的机会。10月12日，玉泉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向上海派出工作组，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领衔。会上一句话定调：“越快越好，越稳越好。”当天傍晚，20多个部委的骨干人员分乘三架军机先行起飞，身份对外只说“商讨明年计划”。

这支先遣力量落地虹桥后，没有进市区，而是直接进驻海军上海基地，借用通信、警卫体系，暗中接管了几条指挥链。驻沪海军某支队负责人对外解释：“中央来人，研究造船指标。”对方笑而不语。

10月20日凌晨，两架军旗涂装的运输机再次降落。苏振华身穿海军大衣率队下舷梯，全程未见欢迎队伍，只几辆旧式吉普悄悄接走。保密做到这种程度，足见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值得一提的是，苏振华此前长期主持海军全面工作，对上海港及沿江火力点布局熟稔，这使得工作组能够迅速抓住关键节点。

到达基地后的第一件事，是连夜喊来马天水、徐景贤分别谈话。灯光刺眼，气氛凝重。苏振华语气平静，却毫无商量余地：“中央决定已下，任何人不得违抗。”马天水沉默良久，只说一句：“明白。”徐景贤面色铁青，没再辩解。

为防意外，工作组立即下令：一，民兵指挥部暂停独立行动，调归上海警备区统一指挥；二，城区内自动步枪、手雷一律封存入库；三，民兵骨干分批外调培训，实为隔离。不到四十八小时，先前可能爆发的武装对抗失去了组织基础。

10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苏振华现身首排，向外界释放清晰信号：上海局势已稳。一些试图观望的干部这才彻底打消顾虑。随后，工作组公开返回上海，机场广播反复播放《东方红》，街头巷尾议论声此起彼伏。

下一道关口是群众大会是否允许民兵参与。市里有人反对：“民兵跟王洪文关系太深，容易出乱子。”苏振华坚定回应：“他们是工人阶级子弟，有人利用是另一回事，全盘否定只会让敌对分子坐大。”一句话拍板，态度鲜明。

市委顺势敲定大会方案：11月1日上午，人民广场集会，民兵队伍压轴入场，队列保持战斗着装。大会前夜，市区雨势不小，民兵们冒雨列队检装，步枪机油味和雨水味混在一起，许多老工人拍了拍枪托，表情复杂。

集会当天，十万民兵身披棉帆布背囊，胸前佩带红袖章，由南京路一路列队。沿线厂矿职工自发打出横幅，“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粉碎‘四人帮’阴谋”。有人喊得嗓子嘶哑，却毫不在意。游行持续近三小时，秩序井然。对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言，这场武装游行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作用——一支原本被错误操纵的力量，明确站到了中央一边。

游行结束后，本该返回备勤的民兵大多被安排到工厂夜班或社区保卫岗位。工作组的考虑很现实：既让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又避免集中待命产生新的隐患。事实证明，这一步走得稳健。此后数月，上海社会治安保持平稳，生产恢复提速，港口吞吐量在1976年四季度不降反升，跃升至全年最高峰。

回头看这段过度时期，中央工作组的手段并不复杂：迅速切断叛乱指挥链，分化瓦解武装核心，再通过公开大会完成政治归队。最重要的是，坚定与群众站在一起。11月1日那十万民兵的方阵，标志着一座城市告别混乱，也宣示“稳定压倒一切”的基调已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