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警察厅长助毛主席脱险，68岁请求安排工作，毛主席：同意

1923年的那个深冬，湖南省长赵恒惕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吼出的那几个字让听的人心都凉了半截：“把毛泽东给我抓起来，要快！”

拿着这道密令的人叫刘策成，刚上任的长沙警察厅厅长。

在赵恒惕看来，这是自己人，去抓个“激进分子”也就是分分钟的事。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看似唯唯诺诺的厅长，此时后背的衬衫早就湿透了。

这哪是抓人啊，简直就是送命题。

刘策成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要抓的这个人，不仅仅是让他头疼的“造反派”，更是他几年前掏空家底去资助的“合伙人”，还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这层关系要是捅破了，当天晚上得去菜市口排队砍头的，恐怕就不止毛泽东一个人了。

这事儿吧，真不能顺着时间线看。

咱们得站在刘策成那个吓死人的晚上来琢磨：一个旧军阀体制下的高级警官，凭什么要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去救一个一心想推翻这个体制的人？

那个晚上，长沙城的空气都跟凝固了一样。

赵恒惕已经彻底没耐心了，特务们的情报准得吓人——毛泽东就在清水塘那一带活动。

摆在刘策成面前的路就两条：要么执行命令，亲手掐死自己最欣赏的学生，顺便纳个投名状；要么抗命，然后把自己刚戴热乎的乌纱帽连带脑袋一起扔了。

刘策成这人，那是相当的鸡贼——这里是褒义词哈。

他太懂官场上那套“阳奉阴违”的玩法了。

散会出来，他压根没调动大部队搞什么全城搜捕，而是把心腹王建屏叫到了密室。

这王建屏是长沙警察署的头头，也是个聪明人。

接下来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放水”。

刘策成一方面让王建屏大张旗鼓地封锁街道，警笛拉得震天响，制造出一种“苍蝇都飞不出去”的恐怖气氛，这戏全是演给赵恒惕的眼线看的；另一方面，他压低声音交代，必须在包围圈合拢之前，派个不起眼的便衣，火速赶往清水塘和工团联合会送信。

这种时候，比的是谁的戏做得真，赌的是谁的心更狠。

那天晚上，毛泽东收到这封“救命信”的时候，估计也是一身冷汗。

等到第二天早上，王建屏带着一帮警察“气喘吁吁”地撞开大门时，屋里连张纸片都没剩下。

刘策成回头就去向赵恒惕汇报，一脸的愧疚：“卑职无能，去晚了一步。”

赵恒惕气得暴跳如雷，可是看着满大街跑断腿的警察，愣是找不出刘策成通匪的证据，最后只能骂几句娘作罢。

很多人肯定会嘀咕，就为了个师生情谊，至于拿命去赌吗？

那个年代，为了利益父子反目、师生互捅刀子的事儿多了去了。

刘策成之所以敢这么干，是因为他早在几年前，就对这位学生下了一笔惊天动地的“天使投资”。

搞创业最缺啥？

钱啊。

毛泽东四处化缘，碰了一鼻子灰，最后想到了在一师教过自己历史的老师刘策成。

那时候刘策成在衡山当县长，收到学生的求助信，二话没说，直接寄去了三百大洋。

各位，那时候的三百大洋是个什么概念？

这差不多是普通人家好几年的口粮，是刘策成大半辈子的积蓄。

这不就是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吗？

但他不仅给了，还甘愿做一个默默无闻的股东。

早在1916年的一师课堂上，刘策成讲课从来不带书，引经据典，那时候他就发现坐在台下的毛泽东目光如炬，见解独到。

这三百大洋，投的压根不是什么书社，而是他对这个年轻人未来的无限信任。

那次惊险的“捉放曹”之后，刘策成算是彻底看透了。

这官场乌烟瘴气的，再混下去早晚得把自己搭进去。

1925年，他干脆辞官不做，躲进书斋去钻研他最爱的《庄子》。

在他看来，既然改不了这浑浊的世道，不如像庄子一样逍遥快活。

这招“急流勇退”，简直绝了。

它不仅让刘策成避开了后来国民党内部那些更残酷的绞肉机，也为他晚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眨眼就到了1949年。

天翻地覆了。

曾经的“逃犯”成了国家的领袖，而当年的“厅长”却成了旧时代的遗老。

68岁的刘策成这时候日子很难过：当过国民党的官，成分复杂，没收入来源，家里的地也要被改革。

按照那会儿的剧本，这种人基本上就是等着被清算的命。

但在1950年，走投无路的刘策成试探性地给北京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再次验证了那句老话：好人有好报。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看到老师的来信，当年的那些往事瞬间就涌上心头。

都知道毛泽东是个原则性极强的人，亲戚求官一律回绝，但对于这位有救命之恩、又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他不仅没嫌弃，反而格外关照。

大手一挥，亲自批示，安排刘策成在湖南省政府当参事。

他在湖南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资料太少，搞学术不方便，竟然又向学生提要求，想去北京。

换做旁人，这叫“得寸进尺”，不懂规矩。

但毛泽东读懂了老师的“庄子情结”。

这就是真正的格局，记恩不记仇，看才不看身。

在北京的最后六年，是刘策成一生中最安宁的时光。

他不再过问政治，每天埋首于故纸堆中，校勘古籍。

1953年，他倾注毕生心血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出版。

这本书，纠正了清代大儒王先谦的一堆错误，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不仅是一位老学者的学术绝唱，更是一段跨越30年历史恩情的最好注脚。

如今回头看，刘策成这一辈子，真的像是在走钢丝。

在那几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他都做出了看似最冒险、其实最正确的选择。

在那个谁都不敢信谁的乱世，他没当权力的狗腿子，而是守住了当老师的良知；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没因为成分问题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因为当年的善因得到了善果。

说白了，历史这东西，不光是那些冷冰冰的政策和打打杀杀，更是人与人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情。

当年那三百大洋和那一晚的通风报信，换来的不光是个人的安稳晚年，更是给中国历史留了个火种。

1957年，刘策成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那个当年冒死放走学生的警察厅长，最后是以庄子研究专家的身份离开的。

这结局，挺好。

参考资料：

卢志丹，《毛泽东的恩师刘策成》，党史博览，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