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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贺子珍没离开毛主席,凭她的资历,建国后会是什么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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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的哈尔滨,冷得那叫一个刺骨,零下三十多度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

就在这么个冷死人的天气里,刚从苏联回来的贺子珍站在东北局的办公室里,手里攥着一张没什么内容的履历表,整个人都有点懵。

这时候的她,四十八岁,头上早就没了当年“井冈山一枝花”的光环,反倒像个刚进城的农村大妈,对着手里全是俄文的文件发呆。

谁能想到,就在她对着这张纸发愁的时候,当年的老战友康克清、邓颖超她们,正忙着筹备政协会议,那是忙得脚不沾地,恨不得一个人掰成两半用。

而贺子珍呢?

这位曾经在红军队伍里响当当的“双枪女将”,竟然在这个迎接新中国曙光的节骨眼上,尴尬地发现自己没事可干了。

说白了,这张十年前赌气买下的去莫斯科的车票,不仅花光了她所有的积蓄,更是直接让她把整个人生的下半场给弄丢了。

这事儿吧,还得从1937年的延安说起。

那会儿的延安,表面上看着热火朝天,其实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让老革命们特别难受的焦虑味儿。

大家可能都以为,贺子珍非要闹着走,是因为那个叫吴光伟的漂亮翻译,是因为“争风吃醋”。

其实吧,这都把贺子珍给看扁了。

真正把这位铁血女战士心态搞崩的,根本不是什么情敌,而是那种要把人逼疯的“本领恐慌”。

你想啊,以前在井冈山、在长征路上,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谁枪法准,谁敢冲锋,谁能吃苦。

这方面,贺子珍那是绝对的“顶流”,骑着烈马手持双枪,连朱老总都夸她是“女中豪杰”。



那时候她的价值感是满满当当的,那是拿命换来的硬通货。

可到了延安,世道变了。

枪炮声一停,大家开始坐下来搞建设、学理论了。

这下好了,大批的知识青年涌进延安,特别是那些年轻女学生,一个个满口英文,懂马列,会演戏,能写文章。

只有小学文化的贺子珍,突然就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看着周围人都在聊哲学、聊国际局势,她却连个插话的缝儿都找不着。

这种从“核心C位”一下子跌到“边缘路人”的落差,搁谁身上不破防啊?

这种危机感,那真不是装出来的。

贺子珍身上有十七块弹片,那是长征途中在贵州盘县为了掩护伤员留下的。

一到阴天下雨,浑身疼得直哆嗦。

身体疼,心里更慌。

她拼了命想去抗大读书,想跟上丈夫的步调,可那满身的伤痛加上没受过系统教育的底子,让她在课堂上如坐针毡。

越学不会就越急,越急脾气就越暴,最后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就在这个时候,她做出了那个让她后悔一辈子的决定:去苏联。

她当时的想法特简单,也特倔:我不就是没文化吗?

我去苏联治好病,把弹片取出来,顺便在那边好好学两年马列,回来以后我也是个理论家,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这简直就是那个年代的“全职太太觉醒计划”,想要通过“镀金”来重新找回自信。

可是啊,命运这东西,最喜欢跟人开玩笑。

这是一个典型的“幸存者偏差”式的误判。

她以为苏联是疗伤的圣地、是镀金的学堂,结果去了一看,那是噩梦的开始。

到了莫斯科,医生告诉她,弹片长肉里太久了,取不出来。

紧接着,她刚生下的儿子因为肺炎死了,才十个月大。

那可是她在异国他乡唯一的精神支柱啊,一下子就塌了。

后来更是离谱,因为性格刚烈,得罪了那个什么国际儿童院的院长,直接被当成疯子关进了精神病院。

这一关,就是好几年。

咱们现在回头看,这十年简直太耽误事了。

从1937年到1947年,这正是中国革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

延安的窑洞里走出了新中国的雏形,一大批干部在战火和工作中磨练成熟了。

而贺子珍呢?

她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伐木、洗衣服、被强迫吃药,跟国内的政治局势那是彻底断联了。

咱们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事有多可惜。

同样是老资格的女革命家,蔡畅大姐,一直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后来成了妇联的奠基人;哪怕是起步晚一点的康克清,人家也是咬着牙在抗大啃书本,一边学一边干,硬是完成了从女战士到高级干部的转型。



性格这东西就像是一把刀,在战场上它是杀敌的利器,可到了复杂的政治生活里,太刚了就容易伤着自己。

等到1947年贺子珍好不容易回国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那个位置,早就没了。

而且因为长期脱离组织生活,再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她已经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了。

建国后,李富春虽然提议让她去江西省妇联工作,但这已经是组织上能给的最大照顾了。

那个曾经在孙中山灵堂前慷慨陈词的热血少女,那个在赤水河畔为了革命狠心抛下亲骨肉的钢铁战士,最后只能在上海的寓所里,对着收音机听开国大典的直播,一边听一边掉眼泪。

她这一辈子,成也刚烈,败也刚烈。

如果不走,凭她的资历和功勋,建国后怎么着也是个重要领导人。

可惜历史没法假设,那张车票一买,人生就像开了弓的箭,再也回不了头。

晚年的贺子珍坐在轮椅上,看着窗外的落叶,心里想的最多的,恐怕还是193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个毅然决然转身的背影。

那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意气用事,更是一个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战士,在面对新时代转型时,因为跟不上节奏而付出的一笔最昂贵的学费。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距离那个她曾经最熟悉的人,只有几步之遥,却隔了整整半个世纪。

参考资料: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6年

尹纬胤,《李立三之谜:兼及贺子珍在苏联的精神病院》,人民出版社,2005年



《贺子珍档案资料选编》,中央档案馆,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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