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设计的确定性，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不确定性

黄奇帆在「深圳金融年会」上做了一个预测，未来十年人民币汇率将逐步升至 6：1，这个预测自然遭到了网上一大片的批评。

批评者批评的并不是人民币汇率将逐步升至 6：1 的可能性，人民币最近一直在升值，批评者批评的是黄市长预测的依据。黄市长列举了三条，其实就一条，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分量在增长，这等于说，汇率升值的底层逻辑是产能在全球的份额，这肯定错了。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在全球结算份额只有 2.89%，排名在中国之前的加元为 3.11%，而中国经济的总量是加拿大的 8.5 倍，庞大不是国际信用高的充分条件。

新加坡的新元对美元汇率 1.28：1，比人民币汇率高得多，但新加坡完全没有黄市长说的产能优势。

黄奇帆有从政经历，其实他的”预测“往往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预测，而是政策指令性目标，能不能实现两说。

比如，黄市长提出 2035 年就业人口增加四亿，等于新增中等收入群体4 亿，这不是预测，是 2035 年完成结构转型，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的计划目标。将三驾马车中消费占比提升到 70%，需要增加四亿就业人口，这意味着每年要净增 4000 万就业岗位。2025 年就业计划目标 1200 万人，主要是顶住每年 1200 万大学毕业生对劳动市场的冲击，按这个计划目标，增加四亿就业岗位需要 33 年。黄市长是在预测未来吗？不是，他是为计划目标提供数据支持。

同样，6：1 的汇率算不上预测，可能达到，可能超过，也可能掉头向下。黄市长定位于 6：1，没有任何经济模型的支持，但它提供了一个计划性目标的数据支持，这就是 2035 年中国 GDP 超美，必须有 6：1 的汇率支撑。

以现在年均 GDP 目标 5% 计，每年超过美国 GDP 增速 3 个百分点，如果汇率不变，经济总量超美要 16 年，那基本上是下一届的事了。如若必须在 2035 年经济总量超美，就要在汇率上做文章，将汇率提升至 6：1，刚好在 2035 年左右实现 GDP 超美，这才是黄市长预测的底层逻辑。所以，但凡黄市长提出一个经济学预测，最好看做宏观政策又有了新想法。

那么，什么是决定汇率升值的核心要素？

首先是国际收支的硬约束。中国自 WTO 后转向出口型经济，对出口高度依赖，这也是中国经济非常特殊的现象：国内需求不足，劳动力价值偏低，消费支撑不了产能的扩张，出口是外需补内需重要的路径。特朗普看得很清楚，中国要寻找出口的替代市场，远比美国寻找进口的替代市场困难得多。美国、欧盟、日本占了全球总消费的 60%，找谁替代？唯有低价竞争，所以才有万亿顺差的历史记录，这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对出口的依赖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一个悖论，不升值，中国 GDP 增速以美元计价超美的时间窗口会右移；升值，又成了出口增长的杀手锏，政策需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其次，自由兑换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又是一个悖论。不能自由兑换，就不能成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结算占比、外资储备占比都处在一个低水平，降低了长期升值的机会。但要取消外汇管制，大概率要担心的不是升值，而是会不会出现大幅贬值。

看短期，人民币汇率有被动升值的动力，实际背景是相对欧元在贬值，这是一种两难的局面；看长期，人民币汇率会不会贬值不确定，但国内的实际购买力大概率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