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如何在一个亢奋的时代里保持清醒——读李普曼《舆论》

“舆论”一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占据着重要且崇高的地位。重要是因为舆论即民意，它代表着一种对于制度应当如何改进的民主性的意见。崇高则源于舆论的结构所承载的规范性力量，在很多时候甚至与法律和道德拥有同等乃至更强大的约束力。

然而，李普曼在这本一百多年前问世的书里，援引英国保守党创始人罗伯特·皮尔的话，为舆论下了一个不光彩的定义：所谓舆论，就是“汇集了愚蠢、软弱、偏见、错误的感受、准确的感受、固执的观点和报纸文章的大杂烩”。至此，读者们应当已经完全清醒了过来：这部被詹姆斯·凯瑞盛赞为“现代新闻业的奠基之作”“美国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的经典论著，绝不是一本“舆论学导论”或“舆论入门”，而是一本以舆论为切口，对人类行为、人类社会关系乃至人性本身进行冷酷审视的批判力作。

01

如何对《舆论》进行症候式阅读

一百多年前的李普曼对舆论的理解与当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想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他本人早已被固定在传媒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大体而言，我们可以将本书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舆论不是客观存在的“对象”，而是人为制造的“建构”（这倒是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媒介社会学的观点不谋而合）；第二，舆论的运行机制表明操纵才是代议制民主的本质；第三，舆论的存在源于结构性力量对人性弱点（尤其是怠惰和盲从）的利用；第四，唯有制度化的专业主义精英才能承担起对大众社会进行救赎的使命。

上述归纳看上去清晰易懂，但真正读起原著来，会发现李普曼的论述方式远为复杂，也远为精巧。对于《舆论》这样文本层次丰富、修辞力量丰沛的作品，我们需要用症候式阅读的方式来把握，即在阅读中超越字词间显而易见、可感知、可理解的内容，而致力于寻找显表意义背后的潜在意义。质言之，不仅要关注作者说了什么，还要思索作者刻意省略了什么、留了怎样的空白。

对《舆论》进行症候式阅读，最难把握的就是它极富特色的文风。总体而言，《舆论》属于政论体，可以算是洋洋洒洒、汪洋恣肆（人们常将李普曼与梁启超并提是有道理的），其内在结构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线性或系统性结构有显著的不同。此外，李普曼作为两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著名媒体人，观念资源储备极为厚重，这使得《舆论》全书包含大量丰富且细腻的文化指涉，若读者对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时期的全球政治史缺少充分的了解，读来肯定是极其吃力的（正因如此，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尝试通过添加译者注来提升当代读者的阅读体验）。

再者，李普曼作为对现代英语修辞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匠，丝毫不吝惜自己堪称卓越的英文语言才华，致令全书金句频出——这也是《舆论》一书尽管非学术著作，却时常为学者引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症候式阅读的另一项关键工作，是将作者本人的思想传统与生命轨迹融入对文本意义的解读。李普曼是新闻史上的传奇，他的生平和履历我们并不陌生。此处，只强调两点对于我本人而言极有帮助的身份标签：第一，李普曼出生于纽约的德裔犹太人家庭，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新闻业并将一生奉献于此；第二，李普曼拥有典型的共和党家族背景，却在成年后主要归属民主党阵营，担任过威尔逊总统的顾问，却激烈批评过罗斯福新政。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由其阶级和文化身份决定，那么我们大概可以认为李普曼属于典型的自由派精英，即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光谱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的东海岸自由派的前身。这样的身份决定了李普曼对代议制民主天然的怀疑态度，以及对超党派的欧陆思辨传统的信奉。

终其一生，李普曼都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人，他从未完全拥抱过美国新闻业的客观主义传统，更对新闻工作的具体任务（如社会调查）不感兴趣。他的作品，无论是较为中性的《舆论》还是更加直白的《幻影公众》，甚至风靡全美的辛迪加专栏“今天与明天”，都不关心新闻业本身的问题，而是借新闻之壳广泛且尖锐地反思民主本身。事实上，我们完全无法在《舆论》中找到有关舆论生成机制的任何科学证据，舆论的结构和规律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既存的认知对象被李普曼把握的，他的目标始终在于探讨民主政府的功能与角色。在李普曼看来，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政府与大众社会的连接点，因此舆论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远不及它会在日常运作中发挥什么作用来得重要。这种思维方式，将李普曼与同时代的很多更为“美国”的思想家区分开来。

《舆论》对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态度，不仅与李普曼的身份有关，而且与整个西方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经受的文明创伤紧密相关。在欧洲，战争本身毫无正义性，却对启蒙主义的观念遗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令知识界陷入广泛的怀疑主义乃至犬儒主义思潮。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已是强弩之末，整个社会呈现出某种极为矛盾的心态：一边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呼唤直接民主，另一边则是清教禁欲主义的盛行。与此同时，深为欧美自由派精英所推崇的国际主义却在李普曼的国家遭遇重创。威尔逊总统因提出国联方案和“十四点和平计划”而在国际社会声名鹊起，却在国内因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的反对而无法参与建构国际秩序，这在某种程度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李普曼正是“十四点和平计划”的一位积极鼓吹者，他也因此对美国式的分权产生质疑。因此，假设自己是1920年的李普曼，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文明日益衰微、政治改革失败、大众社会崛起和理想主义破灭的世界。知识界深知下一场战争并不遥远，却对业已高度固化的政治文化格局无能为力。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把握《舆论》的思想和修辞力量，也是至关重要的。

02

有关民主的不可知论

当然，《舆论》的内容并不是坐而论道的高调，李普曼还是尝试通过创造一些概念，来为自己的悲观精英主义提供逻辑支撑。这些概念经百余年历史的淘洗，均已成为传播学和社会理论中的经典概念，足见李普曼卓越的预见性。此处限于篇幅，仅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

第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本书在翻译时采用了这种约定俗成的译法，但其实更准确的译法应该就是直接的“伪环境”，即人造的、非自然的、被干预的环境。与传播学中的狭窄理解不同，李普曼提出的伪环境不仅是媒介和信息的环境，而且是经济阶层、人际网络、文化资本协同为大众社会打造的“结构环境”。李普曼尤其强调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李普曼甚至可以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第二个重要概念，是刻板印象（stereotype）。在李普曼看来，刻板印象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源于人性的怠惰。由于世界无限大，而人的行动能力极为有限，因此人总是倾向于用简单化和还原论的方式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对此，李普曼可谓极尽嘲讽之能事。但与此同时，李普曼并未放过对结构性力量的批评，因为人性固然不值得信任，但对人性弱点的肆意利用是更深层次的恶。他认为，刻板印象之所以能够维系，主要的原因是当权者对于节约治理成本的考量。

第三个重要概念，是“公意”（common will）。这个概念并非李普曼原创，却在他笔下获得了新的历史价值。在李普曼看来，公意必须形成，否则社会就会分崩离析。这不仅是权力精英的利益诉求，也是大众的心理诉求。然而，民主并不是公意形成过程中的必然程序，在公民素养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权威型政治领袖，甚至超验的力量，也可以起到凝聚公意的作用。李普曼天然反感直接民主，因此格外重视作为象征符号的民选领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大众需要公意具有一个可感可触的物质形式，“制造共识的过程完全可以是温情脉脉的”。

总而言之，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讨论，李普曼成功地向读者传递了一种有关民主的“不可知论”。他认为，舆论理应成为民主的推动力，但“总有一些深谙舆论之道并善以娴熟技巧对其加以操纵的人能够凭自己的这个本事在选举时占尽风头”，这使得民主在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玄学，导致“在任何一套政治理论中，都存在一些难以考量和验证的元素，这些元素在该理论体系发展的全盛时期常常被人们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在更糟糕的情况下，民主是一个悖论，甚至是一种操纵性的结构。李普曼更通过对风靡一时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精彩“个案研究”，得出了直接民主不可能实现的结论。

作为一个一生对政治改革兴趣浓厚的新闻人，李普曼提出的“拯救民主”的方案在今天看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书中，他用“专业化的情报工作”来概括这一方案，我们在今天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信息生产、传播与评估的专业化和独立性。简单来说，李普曼主张建立专事信息搜集和处理工作的权力部门，这一部门在财政上独立于政府，且从业人员的工作是终身制的，而国家应保证该部门对各类资料的接近权被写入正式法律章程。李普曼尤其强调这种理想化的情报机构要建立科学的象征符号体系，简言之，就是要尽可能避免不同意识形态对信息形式的影响。说实话，作为李普曼的资深读者和译者，我无法准确判断他提出的这种在现实世界里几乎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制度设计究竟是他真诚的本意，还是另一种更加隐晦的修辞手段，因为它在逻辑层面矛盾重重。然而，无论如何，李普曼为我们的阅读体验创造了一个闭环，在解构民主神话的同时又给人以希望。

03

亢奋与清醒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为这场症候式阅读的旅程做一番总结了。

李普曼所处的时代充满动荡，知识分子无疑极易亢奋。然而，在这种亢奋状态下，李普曼选择了一条与很多同时代知识分子极为不同的思想道路。《舆论》正是这一选择的集中体现。

李普曼究竟在《舆论》中说出了什么？这很容易归纳：人并不总是能够准确地认识世界；人们所以为的真相其实只是新闻；舆论并不总是能够代表完整的民意；应该努力建设专业、独立的信息管理机构。然而，正如前文所说，更重要的是透过修辞的外壳，看到《舆论》中那些隐而未言、刻意留白，或许也更加残酷的内容：人性的无力、软弱和怠惰；民主制度效能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权力结构的强大与固化；只能倚赖精英实现的社会变革；等等。可以说，正是那些李普曼没有直接说出的东西，让一百年后的我们仍然能够产生一种深刻的无力感。然而，这种无力感又何尝不是令我们在其他亢奋的时代里保持清醒的建设性力量？

最后，请容许我分享一点作为本书译者的幸福（和苦恼）。《舆论》是我翻译过的书中最难的一本，原因在前文已有解释；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项给我带来巨大愉悦感和满足感的工作。在我看来，若要真正理解李普曼，就必须把自己想象成李普曼，让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而立之年意气风发的他的位置上去审视他所面对的世界，这一点非常重要。书中的很多内容和观点已是新闻传播学的常识，李普曼提出的一些“主义”我也并不完全认同，但上述“角色扮演”的体验带给我的快感是前所未有的。它促使我努力跳出专业性工作本身，去思考如何做一个知识分子，以及如何把自己的专长与更宏大，也更重要的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在我看来，这才是阅读的终极意义——它能帮助我们找到并重申某个时常被遮蔽的自我。

（以上内容节选自本书“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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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精装版

﹝美﹞沃尔特·李普曼 著

常江、肖寒译

ISBN 9787301360637

定价：99.00元

2025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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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云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