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周总理逝世后，乔冠华被公开讥讽：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的凌晨，北京城的天空阴沉得像铅板。几小时前，周恩来的灵柩被推往八宝山，灯火微弱，寒风不止。乔冠华站在队伍最末端，黑呢大衣下的双手止不住发抖。他握着棺盖的那一幕此后被无数人提起，却极少人知道，在拉住棺盖前，他咬破了嘴唇，血腥味让他瞬间清醒。

消息传开后，外交部里弥漫着紧张的空气。有人低声议论——乔冠华是不是太激动了？这位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据理力争的部长，如今却像失了魂的孩子。几名年轻翻译想上前帮他，却被他抬手制止，他只说了一句：“让我自己来。”语气微颤，却带着不容辩驳的倔强。

追悼会结束，按规矩要守灵三天。夜半，守灵室灯火通明。乔冠华独自坐在角落，一支接一支地抽双喜。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又听见总理在五十年代的外交政策委员会上叮嘱他：“写文章也好，谈判也好，先摸清对手，再落笔。”那会儿，他年仅三十三岁，就被安排在委员会里当副主任。外人惊诧，他却暗暗发誓绝不辜负信任。

最艰难的，是停战谈判那两年。美军代表桌边常常烟缭雾绕，而乔冠华却端着茶水，一开口就把对方逼得哑口无言。谈判间隙，他写评论、发电文，稿纸飞满地。有人笑他“会打字的炮兵”，他反倒笑纳：“炮弹贵，文字便宜，多打一发。”

可再犀利的笔，也抵不过政治风向的骤变。一九七五年冬，外交部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乔冠华首当其冲。批判会一场接一场，他从未解释，只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听。有人不解，他对身边的同事轻声道：“风过之后，再做事。”

风还未过，周恩来却走了。他心里最后一道防线被抽走。八宝山那声“让我当您的晚辈”震动在场所有人，甚至连警卫都红了眼眶。可在政治斗争最尖锐的岁月里，真情往往被视为把柄。追悼礼后不到十天，批判会再次召开。主持人语气阴阳怪气：“乔部长，听说你要给周总理当义子？孝子贤孙，当得不赖！”会场爆发一阵哄笑。乔冠华抬头，目光冷得像冰，却一句话也没说。

他的沉默，被解读成无言的认罪。批判文件很快贴满外交部走廊。旧日欣赏他的年轻人，低头装作不认识；少数老同事偷偷递一包香烟，又匆匆离开。夜深，他独坐办公室，把批判材料铺在桌面，一页页看，末尾写下两个字：存档。

六月初，他随华国锋赴成都接待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宴会上正值初夏，川酒辛辣，他心底的压抑被烈酒撬开。端杯起身，他半眯眼对国王说：“欢迎您明年再来。”话音刚落，华国锋用胳膊碰了碰他，小声提醒：“老乔，分寸。”一句轻响，把他从醉意里拽回现实。他愣了几秒，才意识到自己越权。第二天，他给华国锋递上一封手写说明，只写了三行：“昨晚失礼，自当警醒。外事无小事，谨守规矩。”

可是，口头检讨与现实风浪相比，微不足道。六月份批判范围扩大，乔冠华被要求做深刻交代。会上，他简短发言：“我若有错，自会承担；若无错，历史自有评说。”台下窃窃私语，主持人却找不到更多把柄，会议草草散场。

接连的压迫，压弯了他的腰杆，却没折断他的脊梁。有人传言他精神濒临崩溃，甚至有人写匿名信污蔑他“酒疯误国”。外交部档案处后来统计，仅一九七六年，他的检讨材料七易其稿，却始终不肯承认所谓“私交绑架国家感情”的罪名。

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7月，他在家中整理旧稿，特地把朝鲜停战谈判时期的工作笔记用麻绳捆起，给秘书交代：“有一天或许用得上。”这句话，他重复了三遍。秘书心里明白，他是要把事实留下来，而不是口供。

同年十月，局势剧变，“四人帮”被粉碎，外交部的批判会戛然而止。有人惊喜地跑去告诉他：“老乔，风向变了！”他只是摆摆手：“生于外交，也要死在外交，别废话，文件还没翻译完。”那晚，他在小屋里继续工作到灯光熄灭，桌上摆着一杯白开水，几支用到只剩烟蒂的香烟。

翌年春天，组织决定让他“休养”。休养通知写得很客气，他却读出另一层含义：舞台灯熄了。离开前，他对同事留下一个玩笑：“别担心，我还没醉。”说完转身便走，背影不再挺拔，但步伐仍稳。

乔冠华此后再未回到外交一线。人们谈起他，总要提那一句带泪的“孝子贤孙”。有人嘲讽，有人同情，但最懂他的人知道，那声哭喊并非刻意造势，而是一位老外交家在失去领路人后的本能呐喊。历史的灰尘终会落定，嘲讽者的笑声也终将淹没在岁月里。

直到1983年去世，他的家中书架仍整齐排着德文黑格尔全集，扉页上是1932年用钢笔写下的签名。半个世纪过去，那股初生牛犊的狂劲早被政治风浪磨平，可书页间隐约还留着旧日墨香。

人们常说，笔杆子也是战斗武器。乔冠华用它对外斡旋，也用它对内自证。所谓“孝子贤孙”的挖苦，不过是一阵尖锐的风，而真正决定他一生价值的，是那些写在谈判桌与档案纸上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