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两大反腐重案：北方斩巨贪，南方纠官僚，主席铁腕铸清风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风廉政建设关乎政权根基。面对旧社会遗留的腐朽风气侵蚀，中共中央旗帜鲜明推进反腐败斗争，其中两起震动全国的案件尤为关键——北方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南方武汉的纪凯夫案。前者以“挥泪斩马谡”的决绝彰显反腐决心，后者以纠治官僚主义的坚定立场树起执政标杆，毛主席亲自过问、铁腕督办，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筑牢廉洁防线。

北方大地的反腐惊雷，炸响在1951年的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位历经革命战火考验的老党员，曾在敌人的监狱中坚守气节，却在和平建设时期迷失了方向。1949年8月，二人分别出任天津地委书记、天津专区专员，手握重权后迅速腐化堕落，利用职权盗用公款171亿多元旧币（1955年新币1元折合旧币1万元），用于非法经营活动，还盘剥治河民工款22亿元，贪污公款3.78亿元挥霍享乐。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案件曝光后，河北省委果断作出开除二人党籍的决议，并提议判处死刑。当时有人出面说情，希望给这两位有功之臣改过自新的机会。但毛主席态度坚决：“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公审大会，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一枪，打响了新中国执政后反腐的“第一枪”，震撼全国，彰显了党“不管地位多高、功劳多大，腐败必惩”的坚定立场。

与北方巨贪案的雷霆手段不同，南方武汉的纪凯夫案，始于一场看似普通的盗窃案，却因牵扯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问题，最终惊动中央。1951年4月12日，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人员纪凯夫发现总务科存款被盗，金额高达1200万元旧币。他循着散落的钞票追踪，找到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并在其处发现装有部分失窃款项的花布包。纪凯夫当即报案，可案件却蹊跷地不了了之。两天后，他非但没得到表彰，反而被以“贼喊捉贼”的罪名逮捕，理由是“有历史问题”，并遭到严刑逼供。

这起冤案的背后，是一场蓄意的报复陷害。此前一年，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工作失职被匿名举报，她猜测举报人是纪凯夫，一直怀恨在心。王清盗窃案发后，宋瑛便与王清勾结，将盗款罪名嫁祸给纪凯夫。更令人发指的是，负责政法工作的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在未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宋瑛、王清的一面之词，就下令逮捕纪凯夫。市长吴德峰、市委书记张平化等人也偏听偏信，直接支持这一错误决定，导致纪凯夫再次遭受刑讯逼供，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案件的疑点越来越多，不少干部群众提出质疑，最终有人向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委实名反映。中南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由樊德智任组长、罗启林任副组长，涵盖公安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多部门代表的联合调查组。经过三个星期的深入核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纪凯夫完全无辜，王清才是真正的盗窃者，宋瑛、王清的诬陷行为以及周季方等人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导致冤案发生的核心原因。1951年12月中旬，调查组撤离医院并起草调查报告，按程序本应由中南局处理，却因案件性质恶劣，被中央有关部门干部上报至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得知案情后极为震怒，当即指示中南局迅速处理，要求为纪凯夫平反，并派中南局第一书记邓子恢亲自看望纪凯夫。邓子恢遵照指示前往医院，看到纪凯夫因刑讯导致身体严重受损，当即叮嘱医院全力救治。可没过多久，毛主席的再次指示让邓子恢深感震惊——要求中南局立即开除周季方的党籍。由于对案件细节了解不够深入，邓子恢起初提出异议，但毛主席态度异常坚决：“必须开除。”

1952年元旦，毛主席再次发电报重申指令，要求立即逮捕周季方，语气严厉地表明：如果邓子恢不处理周季方，就要追究他的责任。这便是后来媒体报道中“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的由来。毛主席之所以如此铁腕追责，正是因为看穿了案件背后官僚主义的致命危害——干部滥用职权、偏听偏信，不仅制造冤案，更会动摇群众对党的信任。在毛主席的坚决推动下，中南局迅速推进案件查处工作。

195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局作出最终判决：盗窃犯王清被判刑6年，诬陷者宋瑛被判刑2年，滥用职权的周季方被判刑9个月；市长吴德峰被撤职，市委书记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改组武汉市委和市政府，由李先念出任市长，从组织层面肃清官僚主义余毒。案件宣判后，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无数人写信给报社和相关部门，称赞共产党“公正无私、为民做主”，进一步凝聚了党心民心。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的影响并未随判决结束。此后几十年间，一直有人认为当初的处理过于严厉，呼吁复审。1988年，中央经过重新核查，确认1952年中南局的处理结果基本正确，同时纠正了其中某些过重的处罚，让这起跨越数十年的案件最终尘埃落定。

从刘青山、张子善案的“斩钉截铁”，到纪凯夫案的“刨根问底”，建国初期的这两大反腐重案，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腐败与官僚主义是党执政的最大威胁，无论涉及谁、无论职务高低，都必将受到严惩。毛主席的铁腕督办，不仅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蛀虫，更树立了“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规矩意识。正如邓小平后来评价：“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两起案件留下的宝贵经验，至今仍在警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唯有坚守初心、严惩腐败，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