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晚上10时，班级群弹出一条消息：“请打印数学专项练习两页，明天交。”于是，一位家长抓起钥匙冲下楼，找打印店、排队、付钱、回家，再叫孩子起来签字——这幕场景，不是电视剧《小舍得》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正在经历的日常。
1月7日，《法治日报》一篇题为《“让家长打印作业本质上是责任转嫁”》的报道冲上热搜。这事新鲜吗？不新鲜。可为什么今天还“热”？因为它戳中的不是某个具体问题，而是我们心头那根绷了多年的弦——减负，怎么越减越“煎”？
打印作业看似是技术便利，实则成了责任转嫁的“隐形战场”。有家长算过一笔账：一学期打印的作业摞起来近0.2米高，经济成本尚可计算，但精神负担难以衡量——随时盯着群消息、奔波于打印店，甚至因技术障碍焦头烂额。更讽刺的是，这种“减负”新形式，反而让负担更隐蔽地压向家庭。老师将教辅书逐页拍照发群，美其名曰“个性化作业”，实则是将教学准备成本转嫁给家长。
教育政策本应是为孩子划定的“安全区”，若圈内责任被偷偷转移到圈外，再好的政策也会沦为形式。正如专家所言，让家长成为“打印工具人”，本质是家校责任边界的模糊。
多数家长选择沉默，并非认同这种方式，而是怕“提意见后被老师当成刺头”。这种顾虑背后，是一种扭曲的家校关系。教育本该是协同育人的伙伴，却异化为“服从性测试”。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打印作业正在悄悄拉大教育差距。城市家庭能购置千元打印机，农村家长却要为一份试卷奔波十里；年轻父母熟悉文件格式转换，祖辈监护人却可能因操作难题手足无措。
教育公平，不应在一张张打印纸的堆积中被蚀刻出裂痕。真正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将作业从黑板搬到微信群，而是让技术服务于教育本质。有的学校已探索出可行路径。例如重庆两江新区博雅小学利用AI生成个性化作业并统一印制，教师从“搬运工”变身为“设计师”；山东文登区将作业管理纳入督导体系，通过“一校一品”的课后服务课程，减少对家庭打印的依赖。
教育部近期印发教师减负通知，明确严禁转嫁非教学任务，但这剂药方还需更精准。一方面需警惕“一刀切”政策逼得打印作业转入地下，另一方面要支持学校建立校本作业资源库，让教师敢设计、学校敢承担、家长能放心。教育均衡的关键，不在于完全消灭作业，而在于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清晰的权责边界中公平成长。
“双减”政策推行至今，我们欣慰地看到孩子书包轻了，却忧虑地发现家长的打印机忙了。减负不是简单的“作业搬运”，而是教育理念的深刻重构。如果改革只停留在技术层面，却未触动责任分配，那么政策可能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循环。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它不应在打印机的噪音中迷失，而应在明晰的边界中回归本位，让学校承担教学主责，家庭成为情感港湾，社会提供支持网络。唯有如此，那声微信提示音才能从“任务警报”变为真正的家校协奏曲。
作者 丁慎毅
责任编辑 何丹
责任校对 刘自学
主编 严云
终审 编委 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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