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四百万元的现金支票,至今仍锁在我书桌抽屉深处。
每次打开抽屉看见它,指尖都会传来某种不真实的触感。村里人说我傻,说我怂,说我被吓破了胆。他们指着我的脊梁骨笑,笑声穿过新砌的红砖墙,在堆满建材的村道上飘荡。
我记得签字那天,杨国富村长拍着我的肩膀,眼神里满是怜悯。
他说:“俊悟啊,你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
邓金花叉着腰站在我家院门口,嗓门大得半个村都能听见:“许俊悟,你亏大发了知道不?咱们这房子一盖,至少多赔两三百万!”
一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县城新家的阳台上喝茶。
手机震个不停,全是村里的未接来电。最新一条消息是董德明老汉发来的语音,点开,传来老人颤抖的声音:“俊悟……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出大事了……”
我放下茶杯,望向窗外。
远处的青山依旧,只是山脚下那个我生活了四十年的村庄,此刻恐怕正浸泡在无尽的悔恨与泪水里。
而这一切,早在那个闷热的午后就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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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七月的蝉鸣聒噪得像在锅里炸开的豆子。
我蹲在自家院门口的老槐树下抽烟,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何江华骑着电瓶车从村东头过来,在我跟前刹住车。
“听说了没?”他压低声音,眼睛却亮得反常。
“听说啥?”我把烟灰弹在地上。
“高铁。”何江华凑近了些,“要修高铁了,从咱们这儿过。”
我愣了两秒,烟差点掉地上。这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死水潭,激起的涟漪肉眼可见。
三天后,村里已经开始有陌生人进出了。
他们穿着工装,拿着图纸和测量仪,在田间地头来回走动。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蹲在村西头的麦田里,一蹲就是半个钟头。
邓金花端着洗衣盆经过,故意放慢脚步。
“同志,这是测啥呢?”她扯着嗓门问。
年轻人抬头笑笑:“地形勘测,修路用的。”
“修啥路啊?高速还是高铁?”邓金花不依不饶。
年轻人没接话,收拾器材起身走了。但邓金花像是得了什么准信,下午就在小卖部门口传开了。
“绝对是高铁!我亲耳听见他们说‘轨道’、‘线位’这些词!”
杨国富村长背着手从小卖部经过,咳嗽了一声。
人群立刻安静下来。杨国富五十出头,在村里当了十几年村长,说话很有分量。
“都别瞎传。”他板着脸,“上头的事,等通知。”
可他那双微微眯起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光。那天傍晚,我看见杨国富家院子里的灯亮到很晚。
第二天,董德明老汉来找我下棋。
他今年七十二了,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我们摆开棋盘,他却不急着落子。
“俊悟,你怎么看这高铁的事?”他问。
我盯着棋盘:“修路是好事,交通方便了。”
“方便?”董德明摇摇头,“我活了七十多年,见过三次征地。一次修水库,一次建工厂,还有一次是国道改线。”
他落下一子:“每一次,都有人哭,有人笑。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
我抬起头:“您觉得这次呢?”
老人沉默了很久,直到棋局过半,才缓缓开口。
“你看村口那些勘测的人,他们量地的时候,眼神躲闪。”董德明说,“这不是正常修路的架势。太急了,急得不正常。”
那晚我失眠了。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地上,白晃晃的。妻子在我身边睡得正沉,儿子在县城读高中,半个月才回来一次。
我想起董德明的话,想起杨国富的眼神,想起邓金花那兴奋得发红的脸。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抽烟。
窗外,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睡梦中。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在这个夏夜悄然发芽,像地下的藤蔓,正悄悄蔓延。
02
消息像野火一样烧遍了全村。
正式通知还没下来,但每个人心里都像明镜似的。杨国富开始频繁往镇上跑,每次回来都红光满面。
八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接到通知去村委会开会。
会议室里挤满了人,烟雾缭绕。杨国富坐在主位,面前摆着茶杯和笔记本。他清了清嗓子,人群立刻安静下来。
“今天这个会,不是官方的。”他开门见山,“就是咱们村民自己,关起门来说点实在话。”
邓金花抢着接话:“村长,你就直说吧,高铁是不是真要过咱们村?”
杨国富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压抑的兴奋。
“线路还没最终定,但八九不离十。”他压低声音,“我从镇里打听到的消息,规划图已经出来了,咱们村正好在枢纽站辐射范围内。”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
何江华激动得站起来:“那咱们的地……能赔多少?”
“问得好!”杨国富拍了下桌子,“按照以前的征地标准,宅基地一平米两千,耕地一亩八万。但那是老黄历了。”
他环视众人,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是高铁项目,国家重点项目,补偿标准至少翻倍。”
人群炸开了锅。有人开始掰着指头算账,有人兴奋地拍大腿。
只有董德明老汉坐在角落,默默抽着旱烟。
杨国富等大家安静下来,才继续说:“但这还不是关键。关键是——”他拖长声音,“补偿面积,是按实际建筑面积算的。”
会议室突然安静得可怕。
所有人都听懂了这句话的意思。邓金花的眼睛瞪得像铜铃,何江华的呼吸变得急促。
杨国富缓缓站起来,走到窗前。
他看着窗外黑漆漆的村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咱们村的房子,大多是一层的平房,院子空地多。如果能在这些空地上……加盖一些建筑。”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你们想想,一平米就是几千块钱。加盖一百平米,就是几十万。加盖两层、三层呢?”
有人忍不住喊出来:“那不是违建吗?政府能认吗?”
杨国富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
“时间窗口很短。”他说,“从勘测到正式征地,至少还有三个月。三个月,足够让一栋房子从地上长出来。”
他走回座位,双手撑在桌面上:“只要在丈量登记前建好,它就在那儿立着。到时候,它就是‘既成事实’。”
邓金花第一个站起来响应:“我干!我家后院那片空地,至少能盖三间房!”
何江华也跟上了:“我、我也盖!我把我家厢房加一层!”
人群像被点燃的干柴,一个接一个地表态。只有我和董德明没说话。
杨国富看向我:“俊悟,你怎么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我身上。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
“我……我再想想。”我说。
杨国富眼神冷了一下,但很快恢复笑容:“行,你再想想。不过机会不等人,想通了随时找我。”
散会后,董德明和我一起往外走。
夜风很凉,老人裹了裹外套。
“俊悟,你打算怎么办?”他问。
我摇摇头:“不知道。总觉得这事……太悬了。”
董德明停下脚步,仰头看着满天繁星。
“我父亲那一辈,经历过饥荒。”他缓缓说,“那时候,村里有人囤积粮食,等着粮价飞涨。结果政府开仓放粮,粮价没涨起来,囤粮的人全亏了。”
他看着我:“贪心的人,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
那晚,我在床上翻来覆去。
妻子被我吵醒,迷迷糊糊地问:“怎么了?”
我把开会的事简单说了。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咱们别掺和。咱家虽然不富裕,但踏实。违法的事,不能干。”
我握紧她的手,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窗外,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狗吠声。
我知道,这个夜晚过后,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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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一栋违建出现在邓金花家后院。
那是个周末的清晨,拉建材的卡车轰隆隆开进村。红砖、水泥、钢筋堆得像小山。十几个工人跳下车,当天就搭起了脚手架。
邓金花站在院子里指挥,嗓门大得全村都能听见。
“这边再加宽两米!对对,二层一定要留阳台!”
何江华跑去围观,回来时眼睛都是红的。
“邓金花真狠,直接加盖两层,三百多平米!”他对我比划,“她说算下来能多赔一百多万!”
我提着锄头准备下地,经过他家门口时被叫住。
“俊悟,你真不盖?”何江华拦住我,“你看看,现在全村都动起来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确实,几乎每户人家都在忙碌。卡车进进出出,搅拌机轰隆作响,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
杨国富家的动静最大。
他家在村东头,宅基地本来就大。现在他把前后院全围起来,要建一栋三层小楼。脚手架已经搭到了第二层。
“村长说了,这是‘示范工程’。”何江华压低声音,“只要他家的能赔,咱们的都能赔。”
我看着那些匆忙搭建的墙体。
砖缝里的水泥还没干透,有些地方甚至歪歪扭扭。为了赶工期,工人们根本顾不上质量。
“这种房子能住人吗?”我问。
“谁要住啊!”何江华像看傻子一样看我,“就是为了赔钱建的,等钱到手就拆!”
他拍拍我的肩:“俊悟,你读书多,我知道你顾虑啥。但这次不一样,杨村长说了,上面有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上面有人?”
何江华左右看看,凑到我耳边:“拆迁办的肖兴,是杨村长表哥的同学的连襟。关系铁着呢!”
说完他就匆匆走了,说是要去联系建材商。
我一个人站在村道上,看着这个熟悉的村庄一点点变得陌生。
原本宽敞的院墙被推倒,菜地被水泥覆盖,老树被砍伐。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只有我家,和董德明老汉家,还保持着原貌。
我家的老宅是父亲留下的,青砖灰瓦,虽然旧但结实。院子里的老槐树有几十年了,夏天能遮出一片阴凉。
妻子在院子里晒衣服,阳光洒在她身上。
“刚才邓金花来过了。”她说,“劝咱们也盖,说可以借钱给咱们启动。”
“你怎么说?”
“我说我们要商量。”妻子把最后一件衣服挂上,“但其实我不想盖。俊悟,我昨晚做了个噩梦。”
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梦见咱们的房子塌了,砖头砸下来,怎么跑也跑不掉。”她声音发颤,“醒来一身冷汗。”
我搂住她的肩,什么也没说。
下午我去找董德明。
老人正在院子里修补农具,见我来,放下手里的活。
“您家真不打算盖?”我问。
董德明摇摇头:“我老了,折腾不动了。再说,这种钱拿着烫手。”
他递给我一支烟,我们坐在屋檐下抽。
“你知道村里现在借了多少钱吗?”他突然问。
我一愣。
“杨国富从信用社贷了五十万。”董德明说,“邓金花把女儿的嫁妆钱都拿出来了,还借了高利贷。何江华更狠,抵押了耕地承包权。”
我震惊地看着他。
“你以为他们只是盖房子?”老人苦笑,“他们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赢了,翻倍赚。输了……”
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懂。
那天晚上,村里传来争吵声。
是何江华家。他妻子哭喊着:“你把地都抵押了,万一赔不了,咱们喝西北风去啊?”
何江华吼回来:“妇道人家懂什么!这机会千载难逢!”
争吵声持续了很久,最后以摔门声结束。
我躺在黑暗中,听着远处的搅拌机还在轰鸣。
这些声音像某种预兆,沉重地压在胸口。
04
九月中旬,表弟突然从县城回来了。
他在县住建局工作,平时很少回村。这次不年不节的,回来得蹊跷。
吃过晚饭,表弟说要出去走走。我陪他沿着村道散步。
夜色中的村庄像个巨大的怪物。一栋栋仓促建起的楼房黑黢黢地立着,有些连窗户都没装,空洞的窗口像眼睛。
“哥,你们村这是……”表弟欲言又止。
我苦笑道:“都等着高铁征地,多赔点钱。”
表弟沉默了很久。我们走到村口的打谷场,这里还算清静。
“我这次回来,其实是专门找你的。”他终于开口。
我心里一动:“出什么事了?”
表弟左右看看,确定没人,才压低声音说:“你们村的事,县里已经知道了。”
我的呼吸一滞。
“高铁征地是真的,线路也确实过你们村。”表弟语速很快,“但违建骗补的事,上面早就盯上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手有点抖。
“省里下了文件,要严查征地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突击抢建、骗取补偿的。”
我接过他递来的烟,没点。
“杨国富说……拆迁办有熟人。”我试探着问。
表弟冷笑一声:“肖兴是吧?他已经被纪委谈话了。这次是动真格的,谁打招呼都没用。”
夜风吹过,我打了个寒颤。
“你的意思是,这些违建……很可能赔不了?”
“不是很可能,是肯定赔不了。”表弟看着我,“非但赔不了,如果查实是恶意骗补,可能还要处罚。”
我脑子嗡嗡作响。
眼前浮现出邓金花兴奋的脸,何江华通红的眼睛,杨国富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还有那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粗糙的楼房。
“哥,你得早做打算。”表弟抓住我的手臂,“你是明白人,别跟他们一起陷进去。”
“可我现在说,谁会信?”我苦笑,“他们都觉得我傻,觉得我胆小。”
表弟想了想:“那你至少保全自己。我听说了,第一批合规的、原始面积的补偿,很快就会下来。标准不低,宅基地一平米四千,耕地一亩十五万。”
他顿了顿:“你家老宅加院子,算下来有四百平米宅基地,还有五亩地。你算算。”
我在心里快速计算。
宅基地四百平米,一平米四千,是一百六十万。耕地五亩,一亩十五万,是七十五万。加起来二百三十五万。
但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房屋本身的价值,青苗补偿,安置费……”表弟说,“我帮你估算过,全部加起来,四百万左右。”
四百万。
这个数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
表弟看我的表情,继续说:“这是你应得的、合法的补偿。如果现在签字,钱很快就能到位。如果等违建的事爆出来,整个村的补偿都可能冻结、重审。到时候,你连这四百万都拿不到。”
我靠在打谷场的石碾上,浑身发软。
一边是确定的四百万,合法合规,可以立刻拿钱走人。
一边是未知的赌博,可能暴富,更可能血本无归,甚至惹祸上身。
“哥,你想想清楚。”表弟拍拍我的肩,“我得回去了,这事千万别跟别人说。风声紧,我也担着风险。”
他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夜色里。
远处,杨国富家的三层楼已经封顶了。楼顶上插着一面红旗,在夜风中猎猎作响。
那面红旗,此刻看起来无比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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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拆迁办工作组进村那天,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三辆白色面包车开进村,下来七八个人,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领头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文件夹。
杨国富早就在村委会门口等着了。
他迎上去,热情地和那人握手:“肖主任,欢迎欢迎!”
原来那人就是肖兴。他神色有些憔悴,但还是挤出笑容:“杨村长,咱们按程序走。”
丈量工作从村东头开始。
肖兴带着人,挨家挨户测量宅基地面积、房屋面积。他们拿着激光测距仪,在本子上记录数据。
邓金花第一个被测量。
她家的违建已经全部完工,三百五十平米的两层楼,外墙刷了白漆,看起来像模像样。
“肖主任,您看我这房子,新盖的,质量可好了!”邓金花凑上去。
肖兴没接话,只是让手下仔细测量。
测量完,他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然后抬起头:“原始宅基地面积一百二十平米,新增建筑面积二百三十平米。新增部分需要单独登记。”
邓金花笑容僵了一下:“单独登记?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这部分要等后续审核。”肖兴公事公办地说。
围观的村民开始窃窃私语。
杨国富走过去,拍拍肖兴的肩:“老肖,咱们借一步说话。”
两人走到旁边,低声交谈了几句。肖兴的表情很严肃,杨国富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丈量继续。
轮到我家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肖兴走进院子,看到保持原样的老宅,愣了一下。
“你家……没加盖?”他问。
“没有。”我说。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测量。整个过程很快,因为只有原始建筑。
测量完,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协议。
“许俊悟,这是补偿协议。”他说,“按照你家的情况,总补偿款是四百零三万七千元。如果你同意,现在就可以签字。”
人群哗然。
邓金花尖声叫起来:“凭什么他先签字?还四百万?那我们加盖的不是更多吗?”
何江华也挤过来:“对啊,我们的还没算呢!”
肖兴提高音量:“都安静!加盖部分需要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签补偿协议。许俊悟家没有加盖,符合第一批发放条件。”
他转向我:“你签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我看到杨国富阴沉的脸,邓金花嫉妒的眼神,何江华困惑的表情。还有远处,董德明朝我微微点头。
我接过笔,手有些抖。
协议上的数字白纸黑字:4,037,000元。
这个数字,够我在县城买套不错的房子,够儿子读完大学,够我们一家开始新生活。
而我需要做的,只是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深吸一口气,在签名处写下“许俊悟”三个字。
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在这一刻无比清晰。
肖兴收起协议,从包里拿出一张现金支票。
“这是四百零三万七千元,县财政直接拨款。你收好。”
我把支票接过来。薄薄的一张纸,却重得让我手往下沉。
邓金花冲过来,想抢支票看。我侧身躲开,把支票小心地放进内衣口袋。
“许俊悟,你会后悔的!”她咬牙切齿地说。
杨国富走过来,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俊悟,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他压低声音,“把支票还回去,等加盖的补偿下来,你能拿更多。”
我摇摇头:“村长,我就拿我该拿的。”
他冷笑一声,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开始收拾东西。
家具大多不带,只收拾些衣物、照片、重要物件。邻居们围在院子外看,眼神里有羡慕,有嫉妒,更多的是不屑。
“没见过钱似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傻呗,放着几百万不要。”
“等着瞧吧,有他后悔的时候。”
我们装了一卡车东西,在黄昏时分离开了村庄。
车开出村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夕阳下的村庄,被一栋栋粗糙的新建筑切割得支离破碎。那些建筑在余晖中投下长长的影子,像一只只匍匐的怪兽。
妻子握住我的手:“咱们去哪儿?”
“去县城。”我说,“先租房子,然后买套新的。”
车子驶上公路,村庄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
我知道,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彻底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而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正在驶向一个未知的、危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