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接到吴忠电话：你马上去中南海

1976年10月6日17时，北京城阴云未散，东长安街的路灯刚亮。值班电话骤响，声音尖厉，像一根细针扎破暮色。这时的邱巍高正翻看《战备拉练总结》，听筒里传来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短促的吩咐：“20点前，留在办公室待命。”

放下话筒，他合上文件，却没坐下。窗外传来操场上步兵齐步走的节拍，他心里估量：普通夜间戒备根本用不着副司令员坐镇，八成是“要紧差事”。

19时许，一碗家常面草草入口，他又检点一次警卫处的值班表。军人习惯预演，哪怕任务内容还被蒙着盖子。邱巍高回忆起八年前筹划千里野营时的细节：夜行、防疲劳、复杂地形联动，这些经验也许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20时整，铃声如约而至，“老邱，立刻去中南海西门。”吴忠声音低却有力。车辆早在门口待命，军牌熠熠。邱巍高披上呢子大衣，车灯划破湿漉漉的二环路，向西而去。

西门外灯光晦暗，一位卫士迎上前，他跟着穿过幽深的碎石小径，抵达怀仁堂。堂内，人未多，气场却紧绷。华国锋、叶剑英正在低声交换意见，吴忠侧身示意。叶帅目光沉稳，点头致意：“辛苦。”华国锋递来一张手令，上书：为加强广播电视领导，耿飚、邱巍高即刻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落款，十月六日。

短促客套后，耿飚也赶到现场，两人对视，无需寒暄。邱巍高知道，对方久经周折，配合必然默契。夜风从门缝钻进来，袖口一阵微凉，他攥紧公文包。

21时50分，黑色红旗驶上真武路。中央广播事业局大楼轮廓在雨雾中显得更加肃穆。副师长王璞已集合警卫排待命。行动要求极简：要害部位先控，播音室、机房、屋顶制高点一律兵力插入；秩序保持；人员安全；临时教育。

“钥匙只有两把。”邓岗局长在值班室递出金属钥匙，耿飚接住。邱巍高摆摆手：“一把就够，统由耿部长保存。”对话点到为止，气氛像精确切割好的钢板，没有多余棱角。

进入机房，仪表灯光跳动，技师们紧张又配合。邱巍高巡视线路，确认备用电源以及外连天线的完好。22时30分，警卫分队名单报到，关键岗位换班完成，用时不到十五分钟。夜色更浓，大楼内却井然。

子夜前后，耿飚提议增调懂节目流程的同志。邱巍高判断：卫戍区只有“武”的，缺“文”的，不如从中联部抽人。电话拨出，不到半小时，几位业务骨干抵达，接手播控台。整个系统像被油丝润过，运转平稳。

次日8时，两人联名向中央递交书面报告，内容涵盖警卫布置、设备交接、人员思想动态。文件字数不多，却句句关乎成败。时针掠过九点，邱巍高走出大楼，一夜未合眼，但步伐轻快。

回营途中，他想到1969年那场千里拉练：第一天几乎人人脚泡，30天后大部分能夜行百里不停。训练的意义并不仅在肌肉，而在意志——今晚的行动，同样是意志的较量，只不过战场在电波之间。

1952年的五圣山、527.7高地上，他带210团抓“舌头”、反坦克，招招狠、步步准；如今，不用钢枪，只靠一张手令、一套流程，却也需要毫厘不差。

10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常播出晚间新闻，一切平稳。邱巍高回到西直门内的家，台灯下写下一行字：军人遇事不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做。信纸未封，他合眼小憩，街头已经响起清晨第一声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