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烈士儿子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后批示:我给当证人
原标题:1965年,烈士儿子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主席看后批示:我给当证人
1933年8月的瑞金,炽热的午后烈日烤着刚完工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工地上尘土飞扬,一位个子不高、神色坚毅的干部正陪同毛主席巡视。两人一边踱步,一边低声交换对下一批物资的去向。那位干部名叫赵宝成,时任总务厅厅长。毛主席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辛苦了,工程干得像样。”这简单一句,让周围工作人员都看得出来,两人之间早已熟稔。
大礼堂竣工之后,瑞金夜空里亮起的火把映出赵宝成略显疲惫的面孔,却难掩兴奋。总务厅掌管后勤、基建、供给,事务繁杂,他得管到最后一盏油灯。有人开玩笑:“赵厅长像陀螺,天天在院子里转。”可赵宝成从不计较,一句“革命要紧”便把身影留给深夜。
转眼就是12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出第26号训令,掀起反贪风暴。总务厅下属六大工程被揭出贪污窝案,赵宝成虽两袖清风,却因监管不力被革职下放劳役一年。消息传开,瑞金街头议论纷纷。赵宝成收拾公文袋时,只说了句:“组织决定,我就去。”身边同事红了眼眶,他却镇定自如,只叮嘱大家保管好仓库钥匙。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在即。赵宝成接受命令,留在兴国整合地方武装组织游击。他再见妻子石澹峰时,天还没亮,两人在驿道口匆匆交谈数语。“一定要活着。”石澹峰红着眼。赵宝成点点头,把旧钢笔塞进她手里便转身离去。此后二人音讯全无。
铜钵山的战斗越来越惨烈。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赵宝成率队隐入密林打游击。枪声断断续续,弹药所剩无几。1935年初春,他在一次突围战中中弹倒地,年仅三十三岁。同行战友被迫撤退,谁也没能带回确切遗骸。赵宝成的名字,只剩在山间一块烧焦的木牌上。
时间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宝成的妻子石澹峰已回到山西老家,靠教书抚养孩子石毅。几年后,她把丈夫的生平写成材料寄往省委,盼望能为他落实烈士身份。然而材料层层转交,缺乏直接证人,结果石沉大海。石澹峰一声不吭,却在屋后栽下两棵柳树,每到清明独自站在树下出神。
1965年夏,已经三十五岁的石毅在丹东工作。偶然间,他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曾与毛主席共事。石毅当即决定写信,信纸只有短短两页,却附上一张1929年父母在上海拍摄的旧合影。照片磨损得厉害,连轮廓都发虚,但石毅还是郑重写道:“恳请主席过目,求证我父亲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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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一天,风扇哗哗转动,中办秘书将这封信放到毛主席案头。主席翻开信纸,又捧起那张照片端详许久,神色渐渐坚定。他拿起笔写下批示:“我给他当证人。赵宝成在瑞金和我一起工作过。请中组部会同有关同志调查并予以确认。”不到百字,却掷地有声。
中组部随即调阅瑞金时期档案。老干部吴亮平、曾山等人出面回忆,提供分段证明。调查组走访江西、福建十余处旧址,又赴山西、辽宁核实家庭情况。半年后,民政部整理出结论:赵宝成1935年在铜钵山战斗中失踪,按牺牲烈士处理;石澹峰为烈士家属。
1966年初春,翼城县政府派人把一方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总务厅厅长赵宝成烈士永垂不朽”的黑漆木匾送到石家大门。那天风大,木匾挂上墙时发出清脆一声,邻里纷纷走出院子看热闹,石澹峰双手捂着胸口,良久才开口:“他终于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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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东方面也很快批准拨款,在石毅单位附近盖了三间青砖平房,用作接母亲来养老。石澹峰到达丹东的黄昏,江面雾气翻涌,她站在窗前看江水,一句悄声叹息随风飘散:“宝成,你守了一辈子后方,如今该我安心过日子了。”
毛主席当年那一句“我给他当证人”,不仅仅是一份批示,更是对老战友最真诚的凭证。照片里那对年轻夫妻的剪影,最终被镌刻进共和国的荣誉簿。随着木匾落在墙头,赵宝成的名字不再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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