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接见茅以升，说：我们是本家，你建的桥我走过八遍

1955年12月17日夜，西湖边寒意袭人，灯火却十分明亮。中国科学院访日代表团在杭州下榻，毛泽东专程赶来，同出访回国的专家们促膝长谈。就在这间并不宽敞的会客室里，年逾花甲的茅以升刚一被郭沫若介绍完，便听到毛泽东爽朗的话音：“我们是本家嘛！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已经来回走了八趟。”一句“本家”，让在座的人都笑了，气氛瞬间热络。

茅以升出生在镇江，祖籍湖南。毛泽东的家乡在湘潭，两地虽隔千里，却都与长江血脉相连。毛泽东借“本家”来拉近距离，其实更像在告诉科学家：国家建设离不开你们，政治与技术是一家人。那天晚上，毛泽东细问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勘测进度、桥型选择、预算安排，连桥面预留的电气管道都没放过。茅以升汇报完，毛泽东端起茶杯，半开玩笑：“要是再让外国人说咱造不了大桥，那我可要请你背黑锅咯。”众人又是一阵笑。

时间往前推二十二年，1933年3月，茅以升在天津北洋大学教结构力学，忽接电报赴杭，着手钱塘江大桥设计。钱塘江潮水汹涌，河床泥沙深厚，外方公司报价高得吓人，还附带苛刻条款。浙江省建设厅决心自己干，茅以升因此挑了大梁。勘探、绘图、编预算，一年不到方案就定下：全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双层设计，上公路下铁路，预算五百一十万银元。工程被笑称“天方夜谭”，可1935年夏，大桥硬是开工了。

日机骚扰、材料拖欠、经费紧张，每一道难关都像江潮一样一次次拍来。茅以升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工程师不比洋人差，一把尺子量到底。”1937年9月26日，首列火车长鸣过桥，杭州城万人空巷。可好景仅维持了五十天。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炸桥阻敌”的军令，整个人像被瞬间抽空。两年半的心血只换来一声巨响，桥墩折断处的卷曲钢梁成了他眼中最刺痛的画面。那夜，他写下“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八字，连同十四箱全部图纸，踏上西迁之路。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茅以升带着同一批测量员重返钱塘江岸。江风里仍弥漫着硝烟味，桥墩上却已长出野草。他调来原班工人，第一步先把临时木桥拆掉，再复建钢梁。此时内战阴云密布，工程时断时续，一直到1953年9月才彻底竣工。茅以升在落成纪念册首页写道：“旧桥为民族生存而断，新桥为民族振兴而生。”

1949年9月的北平，第一届政协会议让茅以升真正走入新政权的核心视野。周恩来拉着他的手说：“工程师就是战士，今后桥梁、铁路样样少不了你。”翌年，他兼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主持成立铁道科学研究院。1951年春节团拜会，茅以升当面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一口答应，两天后就送来两幅字迹。教师们围在灯下评议，最终选中那幅右下角有圈点的——那是毛泽东自己标记的“更好”。

武汉长江大桥酝酿已久，却一直缺少有说服力的“首席技术把关人”。1955年春，政务院决定成立技术顾问委员会，茅以升出任主任委员。他翻阅长江从宜宾到上海的每一份水文资料，常对助手说：“长江不是钱塘江的放大版，它脾气更怪。”桥址敲定汉阳龟山与武昌蛇山之间，桥型采用“公铁两用八孔钢桁梁”，施工总图贴在他办公室整整一面墙。

也是在这一年11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日归来，茅以升随团一路从东京到神户，再乘船返沪。船刚靠泊，陈毅已在码头等着：“茅老，长江大桥设计稿我替你压箱底了，等你回北京再拿。”茅以升爽朗应声，却没想到两天后毛泽东就在杭州等他。那场见面，毛泽东不仅关心桥，也关心桥背后的人。他问：“一天工作多长？”茅以升答：“十几个小时。”毛泽东摆手：“还是要睡够觉，桥能等，人身体不能垮。”一句话，说得满屋子技术人员心里暖热。

1956年国庆，茅以升全家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见到他三个外孙，弯腰与孩子握手，嘱咐“好好读书，将来修更大的桥”。次年十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通车典礼上，茅以升站在16号桥墩望向江面，潮流沿桁梁方向疾速穿行，他轻声念出自己的旧誓言：“此桥必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指的是整个民族工程师的自信。

1963年，《桥话》在人民日报连载，毛泽东批注“科学家亦能为文，可喜”。那条批注被茅以升夹在书页，后来随他走遍布拉格、巴黎、威尼斯。1977年，他已八十高龄，仍站在重庆石板坡大桥工地上，拄着手杖指点缆索走向。有人劝他多休息，他笑言：“桥建好了，心就安了。”

1989年12月12日，茅以升在北京辞世，享年九十三岁。消息传来，武汉长江大桥的汽笛整点长鸣——那座大桥见证了一位桥梁先行者全部的热血与操守，也默默印证了毛泽东当年那句“再立新功”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