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预言毛泽东会成领袖的人，49年为何被毛主席批评：牢骚太盛

1949年4月23日黄昏，长江江面还冒着硝烟，北京中南海却递出了一封火急信件，送往刚到北平的柳亚子寓所。信上，毛泽东写了八个字：“牢骚太盛，防满腹怨。”柳亚子摊开信纸，先是一怔，旋即苦笑。三天前，他才在北师大写下“拟归故里”那首七律，没想到立刻被“老朋友”点名批评。几句短诗，居然比枪炮还快地飞渡长江，这速度让柳亚子心服口服，也把他拽回了现实：革命尚未收官，诗人的情绪不能拖后腿。

眼前的情景，把人一下子带回二十多年前。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排共”议案。会场气氛像闷雷，毛泽东与柳亚子同声反对，却无济于事，两人同时推门而出。走到走廊，柳亚子侧头低声说：“润之，此局不破，非民众之福。”毛泽东点头，只回了一句：“自有后来人破局。”那天之后，柳亚子写下《蝶恋花·答毛润之》，“已见山头旗帜换”，点名把毛泽东同孙中山并列，算得上最早的“预言”。

如果说诗句是一种放言，那么1928年井冈山的枪声便是佐证。红军的名号传到東京，远在留学的柳亚子气得坐不住，连夜将《井冈山颂》寄回国内，在文章末尾加了句注：“孙文之后，当看毛润之。”在那个连左派都还模糊的年代，这种评价显得格外大胆，也很孤单。有人劝他慎言，他却回答：“史笔写在前头，不怕笑话。”

抗战爆发，诗人和将领再度靠近。1941年皖南事变，柳亚子公开上书痛批蒋介石，被逐出国民党。重庆街头流传一句顺口溜：“柳疯子又骂委员长啦！”可就在同一年，他却收到延安寄来的慰问信。毛泽东写道：“亚子先生风骨未改，可喜可贺。”短短十六字，把多年罅隙一笔抹平。

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渝谈判。抵达前夜，柳亚子抢先到曾家岩拜访，二人推杯换盏至深夜。柳亚子乘兴索诗，毛泽东把《沁园春·雪》稿本压在茶几下说：“明天再给你惊喜。”第二天清晨，柳亚子捧着手抄本，激动到连墨都洒在纸上，连呼“千古绝唱”。很快，这首词在山城传开，蒋介石坐不住，于是出现那场著名的“文人围剿”。有趣的是，每一位攻击者都被柳亚子点名反击，骂得对方下不了台。毛泽东后来回忆：“重庆宣传战，亚子为我挡了第一枪。”

情谊固然深厚，可到了解放战争末期，柳亚子的情绪却突然阴晴不定。原因有三：其一，新政协筹备会上，各界代表名额有限，很多老友被排在后面，他替人打抱不平；其二，民盟内部对未来的地位没底气，他担心“革命成功后话语权寡淡”；其三，他自觉年逾六旬，诗成千首却无暇整理，常叹“白发书生，功业难就”。于是那首“归隐故里”的七律便诞生了：“半世风波已厌喧，愿乘扁舟入洞天。”

毛泽东的回诗语意温和，却直指要害：“新生事业方兴，岂容先生抽身？”并用“牢骚太盛”来敲打老友的玻璃心。收到诗后不到两小时，柳亚子就回了电报：“知我者润之也，愧不敢再谈归隐。”自此，“归里论”嘎然而止。不得不说，两段诗歌往来，比任何会议决议都有效。

5月5日，香山晴日。毛泽东邀请柳亚子同游碧云寺，顺道祭拜孙中山。面对中山陵前的青松，柳亚子按着帽檐低声念叨：“今日陪你来此，才知大统真有继承人。”返程车上，他又写下《七律·感怀》，掏出钢笔递给毛泽东，“此诗无牢骚，只有敬意。”毛泽东看后笑道：“那就好，革命还得继续，你的笔不能迟到。”

自此之后，柳亚子再未公开抱怨。1949年9月，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见证了《共同纲领》通过。一位记者在会后追问：“柳先生，当年你说毛润之是人民领袖，如今应验，心中作何感想？”柳亚子掏出怀表看了看，说：“说过的话若兑现，是福气；若不兑现，是耻辱。今日能兑现，我自己的牢骚也算有了归处。”

1950年春，他回南社旧址小住。友人问起那首“牢骚太盛”的往事，柳亚子摆手笑道：“那是润之给我的一剂良药，苦了点，却让人霍然。”话一出口，满院藤花随风晃动。旁人只听见一位老诗人轻声补了一句：“天下事未曾有完结，我这支笔，也还欠他几首诗。”

柳亚子最终在1958年病逝北京。临终前，他将那封1949年的批评信放在床头，对子女说：“莫丢，这是润之的诗，也是我一生最硬的脊梁。”回想起来，1949年毛泽东那句“牢骚太盛”不仅止住了诗人的郁气，也让“预言者”与“被预言者”在共和国黎明时刻互相砥砺。或许，真正的友情就该如此——该劝时劝，该骂时骂，既容得下掌声，也受得起棒喝。